窗外的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洒在炕边的校服上，白衬衫泛着淡淡的黄，蓝裤子的裤线已经有些皱了。
这是她唯一的一套校服，平时舍不得穿，只有上学和练操的时候才拿出来。她想着丢了的钱，想着妈妈的责骂，想着学校里同学们的目光，心里充满了委屈和无助。
她不敢哭出声，怕被俊英听到又要骂她，也怕明天眼睛肿了被同学笑话。她只能把脸埋在枕头里，默默忍着泪。
她觉得同学们都瞧不起她，老师也不待见她，她清楚的感知到了来自他人的恶意，那些误解和嘲笑，那些屈辱和躲避……
枕头吸了她的眼泪，变得湿漉漉的，带着一股淡淡的霉味。她想起了老师说的建市庆典，想起了挥舞棍棒的场景，心里突然有些迷茫：建市后的日子，真的会变好吗？
从那以后，冬冬开始模仿班里的张美丽。张美丽的爸爸是干部，家里条件好，她总是穿着干净的衣服，头发梳成马尾辫，高高的吊起，走路的时候抬头挺胸，说话的时候声音清脆。
尽管俊英只让冬冬梳麻花辫，说不正经的人才梳马尾。可冬冬在家里梳好了麻花辫，在上学的路上再解开，学着张美丽的样子，把头发扎成马尾，高高的吊起。
走路的时候尽量抬头，哪怕穿着不合身的校服，踩着涂了粉笔的旧鞋，她也想让自己看起来精神一点。
她觉得，只要自己变得像张美丽一样，或许就不会再受委屈了。
那些年，冬冬觉得日子过得尤其慢。每一天都像是在煎熬。
早上醒来，她要先检查校服是不是又脏了，要是沾了尘土，就赶紧用手拍干净；练棍棒操的时候，她要格外认真，生怕动作不标准被老师批评，被同学笑话；上课的时候，她要小心翼翼地坐着，生怕老师突然点名，又要交钱；
晚上回家，她要察言观色，看着俊英的脸色行事，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多做一个动作。
学校的事情总是一件接着一件。
暑假的时候，学校要求交四害，每人要交够五十只死苍蝇，或者四条老鼠尾巴。说是为了改善环境，配合建市的卫生要求。
有专门的高年级男同学在校门口收，他们拿着小本子，按着班级和名字记，少记一笔都是天大的事，要是交不够，就要被罚打扫操场一周，还要影响班级的评分。
为了凑够五十只苍蝇，冬冬和冬雪可费了不少劲。
夏天的苍蝇特别多，可也特别灵活，不好捉。她们找来一个玻璃瓶，在里面放上糖水，放在院子里诱捕苍蝇。
天热得厉害，太阳晒得她们满头大汗，胳膊上被蚊子咬了一个个红包，可她们还是守在瓶子旁边，一看到苍蝇飞进去，就赶紧盖上盖子。
有时候，她们还会拿着苍蝇拍，在屋里、院子里追着苍蝇打，手上沾了苍蝇的尸体，黏糊糊的，特别恶心，可她们也只能忍着。
收苍蝇的高年级同学特别严格，要是苍蝇尸体不全，或者是死了很久的，就不算数。
冬冬和冬雪只好仔细挑选，把完整的苍蝇尸体一个个装进纸包里，小心翼翼地拿去学校交差。
寒假的时候，学校又要求交马粪，而且必须少土少泥，不然就不合格。合格的会发一张小纸条，这张纸条就是寒假作业完成的证据，开学了交不上，就要受惩罚。
冬天的盘锦特别冷，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冬冬和冬雪每天都要冒着严寒，去路边捡马粪。
她们拿着小铲子和布包，在路边仔细地找，看到马粪就赶紧挖起来，挑拣掉里面的泥土和石头。
她们的手冻得通红，僵硬得几乎握不住铲子，耳朵和鼻子也冻得发紫，可她们还是坚持着。
有时候，她们要走很远的路才能捡到足够的马粪，回到家的时候，手脚都冻僵了，一块青一块紫的冻疮，好半天才能缓过来。缓过来了，青紫的冻疮又痒得钻心。
冬天上课的时候，教室里要生炉子，每人轮一天。
轮到冬冬的时候，家里没有劈柴了。俊英让她别管，说让老师自己想办法，可冬冬不敢，她怕老师批评她。
她翻出家里积攒的旧报纸，有德昇看过的报纸，还有她用过的作业本，把它们一张张叠起来，塞进书包里。
到了学校，她把报纸全都塞进炉膛里，用火柴点燃。报纸烧得很旺，火苗“呼呼”地往上窜，冬冬看着火苗儿，心里暗暗松了口气。
可火苗儿虽旺，却没有多少热气，一膛的纸很快就烧完了，只剩下一堆灰烬，教室里一点儿热乎气儿都没有。
数学老师冻得直吸鼻涕，鼻子红红的。他从别的班借来木柴，重新把炉子引着了。
边引炉子边批评冬冬：“夏冬冬，你怎么能拿报纸来生炉子呢？这能有什么用？大家都冻着，怎么上课？”
老师的语气很严厉，全班同学的目光都集中在她身上，有人小声地议论着，有人偷偷地笑。
班主任老师知道了，让她一个人坐到讲台旁边去。那是犯错误的同学，受惩罚才坐的位置。
冬冬不想去，可她不敢不听，只能低着头，慢慢地走到讲台边，坐下。
那里没有同桌，她一个人孤零零地坐着，听着同学们的指责和老师的讲课声，心里既委屈又难过。
她每天都在盼着长大。盼着自己能快点长高，穿上合身的衣服。她的衣服都是捡姐姐穿旧的，有的已经短了，袖子和裤脚都露着一截胳膊和腿；有的膝盖上打着圆圆的补丁，像两只大眼睛。
她盼着自己能快点儿挣钱，不再让妈妈为了几块钱发愁，不再让家里连买劈柴的钱都没有；盼着自己能快点离开这里，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她听老师说，外面的世界比盘锦大，有火车，有高楼大厦，还有很多好吃的东西。
她觉得，长大以后，所有的苦难都会过去，所有的委屈都会消散，就像盘锦建市带来的希望一样，总有一天，生活会变得越来越好。
可日子并没有变好，反而越来越难。
俊英所在的工厂要调工资，这次调资每人能涨七毛五分钱，这对于家里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俊英满心欢喜地等着，可最后却被告知，她资格不够，不能调资。原因是她生了三胎小雷，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
当初要小雷的时候，俊英就想到了这些。为了能拿到生育指标，她给冬冬报了身体有残疾，只是为了能顺利生下小雷。
可现在，商业局人事股，却在调工资上拿这个说事，俊英觉得特别不讲理。她找了人事股的领导，找了商业局的领导，跑了一趟又一趟，说了一次又一次，可情况没有任何改观。领导们总是说，这是规定，不能破例。
孟主任劝她：“俊英，算了吧，认了吧，下次还有机会。”可俊英咽不下这口气。她觉得，大家都联合起来欺负她。
婆家欺负她，觉得她生了俩个女儿，不待见她；单位也欺负她，拿她生三胎的事做文章，不让她调资。
她心里的委屈无处发泄，回家之后，看着不懂事的冬冬和冬雪，就更来气。有一次，冬冬不小心把饭碗打翻了，俊英借着这个由头，拉过冬冬就打了一顿笤帚疙瘩。
冬冬的日子变得更加如履薄冰。她的田字格本子早就用完了一面，反面也用了大半，铅笔只剩手指那么长，必须紧紧捏着笔尖才能写清楚笔画。可是，她不敢和妈妈说，不敢要钱买文具。她只能把铅笔头用胶布缠起来，继续写字；只能在本子的缝隙里挤着写，尽量节省纸张。
德昇调回营口总部了，工作更忙了，已经好久没有回家来。
家里也已经好久没吃过青菜了，每天都是馒头就着咸菜，或者是腌萝卜。
俊英把很久以前没吃完的卤虾酱找了出来，那是一瓶快过期的虾酱，颜色发黑，带着一股腥味。她把虾酱和着辣椒油炸了炸，做成了辣酱。
虾酱又咸又辣，沾在馒头上，只需要一点点就能吃下一大个馒头。
就这样，俊英带着冬冬和冬雪，一个月一个月地过日子。
冬冬约张美丽上学的时候，总会盯着她家的菜盘子发呆，看着里面绿油油的青菜，心里充满了渴望，她已经好久没吃过新鲜的青菜了。
没过多久，学校又倡导吃间食了。说是倡导，其实就是强制性的。每天上午第二节课后，老师会统一收钱，然后买来汽水和面包分发下去。
老师说，吃间食能补充营养，让孩子们有精力上课，也是为了配合素质教育的要求。
这笔钱对于俊英家来说，又是一笔不小的不必要的支出。
两个孩子每天都要五毛钱，一个月就是十五块钱。这十五块钱凭空而来的支出，就占了俊英工资的将近一半。她每个月工资才三十七块五毛，还要给张义芝十块钱生活费。
俊英想让孩子不参加，可老师说，这是集体活动，每个同学都必须参加，不能搞特殊。
没人在乎俊英的苦楚，老师催交钱的命令像一道道利刃，划开孩子们的自尊。
每次老师在班上催交钱，冬冬和冬雪都低着头，不敢看老师的眼睛，也不敢看同学的目光。
俊英的焦虑越来越盛，她无从排遣，就更拿孩子撒气。她开始找冬冬和冬雪的别扭，时刻盯着她俩的一举一动，只要有一点疏忽，就是一顿暴风骤雨般的发泄。
有一次，冬雪不小心把俊英的梳子弄掉在了地上，梳齿断了一根。俊英就发了好大的火，把冬雪骂了一顿，还罚她不许吃饭。
冬冬想替姐姐求情，可一看到俊英的眼神，就把话咽了回去。她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是多余的，只会让妈妈更生气。
俊英心里也苦。多年前，她刚嫁过来的时候，心里藏不住事，什么话都跟别人说，包括家里的隐私。
可她没想到，那些她以为能倾诉的人，转头就把她的话传了出去，还添油加醋地笑话她。她想起他们套自己说出隐私时候的嘴脸，就觉得恶心。她告诫自己，再也不能听外面人的话，再也不能把心里的事告诉别人。回到家，她就逼着德昇和孩子们，不要和外面人以诚相待，不要轻易相信别人的话。
她还千方百计地阻止孩子们交朋友。她总说，外面的人都是坏人，会欺负她们，会骗她们的东西。
冬雪本来有个好朋友，叫林晓，两个人经常一起上学、一起回家。可俊英知道后，就不让冬雪和林晓来往了。
有一次，冬雪约林晓来家里写作业，可是那个下午，俊英没有去上班。冬雪在屋子里，清晰的听见林晓敲门的声音，就是不敢给她开门。林晓在门外敲了很久，也喊了冬雪很久。她想不明白为什么冬雪约了她，又不给她开门，更怕冬雪一个人在屋里会出什么事。
那个下午，冬雪最终也没有开门，林晓走了，冬雪的心门也关上了，她再也没交过朋友。
还有一次，学校要照片，冬雪约了同学张素芝去照相馆。俊英上班中途突然回来，看冬雪不在，就从冬冬那里问出了冬雪的去处。冬冬觉得是学校要照片，冬雪并没有错处，就告诉了俊英。
俊英去了照相馆，当着照相馆师傅和等着照相的挤满了屋子的同学们甩了冬雪两个耳光，没有理由，就说，“照相不正经……”
照相馆的师傅和张素芝劝阻不了，气得浑身发抖。冬雪没有解释，也没有反抗，麻木了一样，跟着俊英的身后，回了家。
俊英还特意去学校找过张素芝，让她离冬雪远点。从那以后，张素芝就再也不敢和冬雪说话了。冬雪又变成了一个人。
没人知道，俊英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这样。也没人关心俊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那些都是她经年累月吃过的苦和受过的委屈。她不想让孩子们重蹈覆辙，可没人理解她。她越暴躁，家人就越疏远，家里的气氛也越来越压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