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村之后的训练比从前更紧了。
拿了全国冠军，名声在外，邀约像雪片一样飞过来，镇里的、县里的、隔壁县的，甚至省城都有人来问。
何勇忙得脚不沾地，一边联系演出一边还要操持堂口的事务，人瘦了一圈，但精神头好得不行，逢人就说“我师弟拿了全国冠军”，说得多了，人家都背得下来了，他还是不厌其烦地说。
季凛和梁望年每天放学后雷打不动地去堂口训练两个小时，周末加练一整天。
何勇请了县里体校的一个退休教练来给他们做指导，那个教练姓马，瘦瘦小小的，戴一副老花镜，看起来像个退休的会计，但一说起技术要领，两只眼睛就放光，能从“坐头”的发力角度讲到“高桩后空翻”的空中姿态，滔滔不绝能讲两个小时不带重样的。
梁望年的技术越来越好了。
他的身体条件天生就是舞狮尾的料——腰背力量足，下肢稳定，反应快，胆子大。
马教练说他最大的优点不是力量也不是速度，是“稳”，稳得像一台精密仪器，季凛的每一个动作他都能在毫秒级的时间里做出反应，误差几乎为零。
季凛有时候在桩上做了一个即兴的、没有排练过的动作，自己都还没想清楚接下来要干什么，梁望年已经跟上了，像是早就知道他要往哪里去。
这种默契不是练出来的，是长出来的，像一棵树从地里长出来，根和枝干缠在一起，分不清哪部分是季凛的、哪部分是梁望年的。
但梁望年开始分不清的，不只是默契和依赖。
训练的时候，他的手要握着季凛的腰——这个动作他做了快十年了，闭着眼睛都能做。
但最近这几个月，每一次他的手掌贴上季凛腰侧的那一瞬间，他的指尖就会不自觉地发烫，像是摸到了什么不该摸的东西。
季凛的腰很窄，肌肉结实但不过分夸张，腰线收得很利落，练功服的布料薄薄一层，掌心的触感清晰得过了分。
梁望年以前从来不会在意这些，手就是手，腰就是腰，托举就是托举，干净的，纯粹的，不掺杂任何多余的东西的。
可现在不行了。
现在他的手一碰到季凛的腰，全身的血液就像被人按了快进键一样，哗地一下涌上来，涌到脸上、脖子上、耳朵上，烧得他整个人都在冒热气。
他的动作还是稳的，站桩还是稳的，托举还是稳的，甚至比以前更稳了——因为他太紧张了，紧张到每一个动作都做得一丝不苟，像一台过载运转的机器，每一个齿轮都咬得太紧了，快要崩了，但就是不敢松。
季凛第一次发现不对劲，是一个周三的傍晚。
那天练的是“高桩后空翻”——狮头在桩上往后空翻，狮尾在下面接住，这个动作两人练了不下千次了，熟练得像吃饭喝水。
季凛翻过去的时候，梁望年稳稳地接住了他，接得很好，好得无可挑剔。
但季凛落地以后回头看了一眼，发现梁望年的脸红得像刚跑完一个五公里，耳朵尖红得快要滴血，连脖子根都红透了。
“望年，你脸怎么这么红？”季凛伸手去探他的额头，“是不是发烧了？”
梁望年猛地往后退了一步，快得像被烫了一下。
季凛的手悬在半空中，愣了一下，然后皱起眉头来，上上下下地打量他。
“没发烧，”梁望年说，声音比平时低了一个调，闷闷的，像从瓮里传出来的，“热的。”
“热的？”季凛看了看堂口里的温度计，十八度，三月初的傍晚还带着冬天的尾巴，他自己穿着练功服都觉得有点凉，“你确定？”
梁望年已经转过身去了，背对着他，蹲下去捡地上的水壶。
他的后背绷得很直，肩胛骨的形状透过练功服看得清清楚楚，像两片收拢的翅膀。
他拧开水壶盖子，灌了一大口水，水从嘴角溢出来，顺着下巴往下淌，滴在领口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的水渍。
“嗯，”他说，声音还是闷的，“热的。”
季凛看了他的背影两秒钟，没有追问。
季凛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不太会追问，他好像天生就懂得，有些事情别人不想说就不问，等他想说了自然会告诉你。
他走过去，在梁望年旁边蹲下来，拧开自己的水壶，也灌了一大口，然后用手背擦了擦嘴，转头看着梁望年的侧脸。
那张侧脸还红着，从颧骨一直红到下颌线，像是被人拿胭脂抹了一道。
夕阳从高窗里斜射进来，橘红色的光落在那片红晕上，分不清哪些是夕阳的光、哪些是梁望年的血色。
他的睫毛很长，垂着眼睛的时候，睫毛在眼下投下一小片扇形的阴影，鼻梁高挺，嘴唇因为刚喝了水而显得格外湿润，下颌线绷得紧紧的，像一把拉满了的弓。
季凛看着那张侧脸，忽然也觉得有点热。
他把水壶盖子拧紧，站起来，拍了梁望年后背一下：“再来一遍。”
梁望年被那一拍拍得整个人僵了零点几秒，然后站起来，走到起始的位置，双手垂在身侧，等着季凛套上狮头。
季凛回过头来看了他一眼，觉得他今天有点怪，但说不上来哪里怪，就当他还在惦记着下周的期中考试，没再多想。
训练继续。
但梁望年的状态没有好起来。
更准确地说，他的技术动作没有任何问题，甚至比以前更精准、更稳定了，有问题的是他自己——他的身体。
他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了。
以前训练的时候，他握着季凛的腰，脑子里想的只有发力角度、重心位置、落点时机，干净利落，像一台运转良好的机器。
现在他握着季凛的腰，脑子里什么都不想了，不是因为专注，是因为一片空白，所有的思维都像被什么东西吸走了，吸得一干二净，只剩下手掌心里那一小片滚烫的、会跳动的皮肤，和他自己狂乱得像擂鼓一样的心跳。
他的脸红了，耳朵红了，脖子红了，有时候连胸口都泛起一片淡淡的粉色。
不是害羞——他觉得不是害羞，他没有在害羞什么，他只是……身体不听使唤了。
像一个开关被谁偷偷拨了一下，从那以后，季凛这个人的存在就变成了一种物理攻击，他的声音、他的温度、他的呼吸、他笑起来时下巴上那颗微微颤动的小痣，全都变成了某种梁望年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从眼睛和耳朵里钻进去，顺着血管流遍全身，所到之处，一片燎原。
他不敢看季凛换衣服了。
以前大家一起在堂口换练功服，脱了穿、穿了脱，光膀子的时候多了去了，谁也没觉得有什么。
现在季凛只要一开始解扣子，梁望年的目光就会自动弹开，像两块同极的磁铁，靠得越近，弹得越远。
他盯着墙上的狮子头看，盯着地上的草垫子看，盯着自己脚上那双破了个洞的解放鞋看，就是不往季凛那边看。
但他的耳朵不听话，耳朵会自己转过去，捕捉季凛脱衣服时布料摩擦的窸窣声、系腰带时金属扣碰撞的叮当声、还有季凛偶尔发出的、那种无意识的、低低的哼唱声——他最近在听一首流行歌，走调走得厉害，但自己浑然不觉，动不动就哼起来，哼得像一只跑调的蜜蜂。
梁望年觉得那只蜜蜂钻进了他的耳朵里，在里面筑了个巢，嗡嗡嗡地，嗡嗡嗡地，嗡嗡嗡地，吵得他什么正经事都想不了。
更糟糕的事情发生在周末。
那天早上，梁望年照例是全季家起得最早的那个人。
六点不到，天刚蒙蒙亮，他就从床上爬起来了。
季凛还在睡，整个人缩在被子里，只露出一撮乱糟糟的头发和半只脚。
梁望年轻手轻脚地穿好衣服，走出房间，顺手带上了门。
张桂兰和季国良的房间门还关着，灶屋的灯没开，整个堂屋里静悄悄的，只有墙上那挂老钟滴答滴答地走着，和院子外面偶尔传来的几声鸟叫。
他去灶屋烧了一壶水，倒进洗衣盆里，兑了凉水，试了试水温，刚好。
然后把洗衣盆端到院子里，蹲下来，从脏衣篓里翻出要洗的衣服——季凛的、他自己的，还有张桂兰头天晚上换下来的几件。
他先把张桂兰的洗了，晾好。
然后把自己的衣服泡进水里，搓了几下肥皂，揉了揉，过了一遍水，拧干了。
最后他伸手去拿季凛的衣服。
季凛的衣服堆在脏衣篓最上面，是他昨天晚上换下来的那套练功服。
白色的棉布t恤和深蓝色的运动裤，团成一团，皱皱巴巴的，上面全是汗渍和灰尘，散发着一股淡淡的、属于季凛的味道——不是香水，也不是洗衣粉的味道，就是季凛自己的味道，热乎乎的，带着一点奶香和阳光的气息，像刚烤出来的面包，又像晒了一整天的棉被。
梁望年把季凛的t恤展开，拎在手里，正准备往水里放的时候，他的目光无意中落在了衣服的领口内侧。
那里有一小片淡淡的、干涸了的白色痕迹。
梁望年的脑子空白了大约两秒钟。
然后，像一道闪电劈开了夜空，他忽然间就明白了那是什么。
他的脸在零点五秒钟之内从正常肤色变成粉色，又从粉色变成红色，又从红色变成了一种近乎发紫的、熟透了的颜色，像是有人在他皮肤下面点了一把火，那把火从脖子根烧上来，烧过下颌，烧过颧骨，烧到耳朵尖，烧到额头，烧到眼皮——他的眼皮都在发烫。
他像是被人当场抓住了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明明旁边一个人都没有，整个院子里只有他和一盆肥皂水，但他觉得有无数双眼睛在看着他，那些眼睛在天上、在墙头、在枣树的枝丫间，每一双都带着了然于心的笑意，每一双都在说：哦，你知道了。
他知道什么了？
他不太确定自己知不知道。
他只是看到了一片干涸的白色痕迹，然后脑子里就炸开了，像有人往他脑袋里扔了一颗手榴弹，弹片四溅，炸得他所有的理智和冷静都碎了一地，连捡都捡不起来。
他蹲在洗衣盆前，两只手死死地攥着那件t恤，指节泛白，青筋暴起，像溺水的人攥着最后一块浮木。
过了不知道多久——也许是一分钟，也许是五分钟，也许是一个世纪——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把那件t恤按进了水里。
肥皂泡在他的指缝间破裂，发出细碎的、几乎听不见的啪嗒声。
他低着头，用力地搓着领口那片痕迹，搓了一遍又一遍，搓到布料都快磨薄了才停下来。
痕迹可以搓掉，记忆搓不掉。
那些他一直在回避的、不敢细想的、压在心底最深处的感受，像被这一小片白色的痕迹炸开了封口，咕嘟咕嘟地往外冒，怎么都按不回去。
他想起季凛靠在他肩膀上时那颗下巴上的痣，想起季凛喊他“望年”时那个上扬的尾音，想起季凛在火车上睡着时微微翕动的鼻翼，想起季凛说“你还有我”时清晰得一字一句的声音，想起季凛的手、季凛的笑、季凛的温度、季凛的味道。
他想起了所有的事。
也想明白了一件事。
他喜欢季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