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渊把竹简放在膝头，闭上眼，试图在脑海里还原那个画面。一片无边无际的旷野上，一个巨人甩开双腿在奔跑，头顶的太阳始终不远不近地悬在前方。
他跑得嘴唇干裂，眼眶被日光灼得通红，每一步踏下去都能震得大地发颤，但他没有停。他一定知道自己追不上太阳——他必须知道，太阳每天都会落山，第二天又会从另一个方向升起，没有任何人能追上它。可他还在跑。
“是不是——”文渊睁开眼，望着头顶那一片粉色的繁花，自言自语地开了口，“是不是和我一样？为了一个什么人，或者一个什么念想，就一条道走到黑，不死不休？”
没有人回答他。只有风穿过桃林，花瓣落得更急了。
夸父追太阳追了多少年？追了多少万里？经文没有写，但文渊猜想那一定是一条很长很长的路，长到所有旁观者都觉得他疯了。
可夸父不在乎旁观者怎么想。他在乎的只有前方那一轮永远滚烫的太阳，和他自己胸腔里那一口还没用完的气。
文渊站起身，弯下腰，从脚边的落花中捡起一朵最完整的桃花，轻轻放在那两棵古桃树的树根之间。他不知道夸父在渴死的最后一刻有没有后悔过，但他觉得——应该没有。因为那片化杖而成的桃林，每一朵花都在替他回答：值。
文渊在两棵树前坐了很久。离开时，他从树下捡了一朵刚落下的桃花，夹进竹简的夸父篇那一页。花瓣在简片之间慢慢压扁、变干，但粉色的色泽久久没有褪去。
禹所积石之山在邓林以东。
这是一座完全由碎石堆成的山，从山脚到山顶全是拳头大小的石块，颜色驳杂——白的石英、青的石灰岩、黑曜石、黄砂岩，五颜六色地混杂在一起，像是有人把天下所有的石头都搬过来堆成了一座山。石块之间没有泥土，没有草木，只有石头互相咬合的缝隙。
大禹治水时在这里堆积了无数石块，垒成山，堵住了黄河改道的水势。
文渊站在积石山下，山脚下还能看到黄河故道的遗迹——一道早已干涸的深壑，壑底散落着被水冲刷得光滑圆润的鹅卵石。他在一块最大的鹅卵石上坐了一会儿，想象当年大禹站在这里指挥万民搬石堵水的情景。
拘缨国在积石山以东。
拘缨人有一个奇怪的执念——他们特别在乎帽子。每个人头上都戴着缨帽，用一只手扶着帽缨。不是为了好看，而是生怕帽子被风吹走。
拘缨国的风确实很大——这地方靠近北海，海风从北面毫无遮拦地吹过来，吹得地上的碎石都在滚动。文渊亲眼看到一个没扶好帽子的拘缨人被风吹掉了帽子，那帽子在海风中滚了足足一里地，帽缨子在风中飘得像一面求救的旗帜。
拘缨人追了整整一里地方把帽子捡回来，回来后气喘吁吁地对文渊说：“看到没？不扶帽子就是这个下场。”
文渊在拘缨国学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教训：永远不要嘲笑别人的文化执念。因为他们认为帽子是脑袋的第二层皮肤，丢了帽子等于丢了半个脸面。
欧丝之野在大踵国以东。旷野上只有一棵巨大的桑树，树下跪着一个女子。她低着头，双手捧着一团白色的东西，正在从嘴里吐出丝来。
不是蚕丝，是人的口中吐出的丝线——银白而细韧，源源不断地从她的唇间涌出，缠绕在她手中的木梭上。她的动作缓慢而专注，每一缕丝线的抽出都伴随着一次轻柔的吐息。丝线在日光下闪着湿润的光泽，像是从她体内抽出来的月光。
文渊远远站着，没有走近打扰。他不知道她是谁，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跪在这里吐丝。她跪了多久了？经文上没有答案。但他觉得，一个人愿意跪在树下用嘴吐出千万缕丝线，一定是为了某样比生命更重的东西。
那天下午，文渊在欧丝之野遇到一个当地老人，老人坐在一棵老桑树下，手里搓着一根草绳，不紧不慢地给他讲了一个故事。
故事的开头很寻常——很久以前，这片原野上住着一户人家，父女俩相依为命。父亲是个行商，常年在外奔波。
有一年父亲出远门，一去就是很久很久，久到女儿从秋天等到春天，又从春天等到秋天，父亲还是没有回来。
家里只剩下一匹白马，是父亲临走前留下的。少女每天牵着白马去河边饮水，坐在河岸上望着远方，一看就是一整天。
有一天，她实在熬不住了，抱着白马的脖子说了一句玩笑话——也许不是玩笑，人在绝望的时候什么话都说得出口。她说：“马啊马，你要是能把我父亲接回来，我就嫁给你。”
白马听了这话，突然挣脱了缰绳，四蹄翻飞，踏着月色消失在荒野尽头。
几天之后，白马真的驮着父亲回来了。父亲伏在马背上，瘦得脱了相，但还活着。少女又哭又笑地扑上去，把父亲扶下马，烧水做饭，忙前忙后。白马就站在院子里，安静地看着她，眼神和以前不一样了。少女不敢回看那双眼睛。她记得自己说过什么。
父亲养了几天伤，精神渐渐恢复了，就开始注意到那匹马的异常。白马不肯吃草，不肯饮水，整天站在院子里盯着女儿的窗户看。父亲问女儿怎么回事，少女支支吾吾地把自己许下的那句誓言说了。她说完就后悔了——因为她看到父亲的脸色在一瞬间变得铁青。
父亲没有责怪女儿。他只是站起身来，走到院子里，拿起了弓箭。
白马看到弓箭的那一刻，老人说到这里停了一下，手上搓的草绳也停了。它没有跑。它就那么站着，看着院子里那个拿着弓箭的男人，像在等一个答案。箭矢穿透它的咽喉时，它发出一声低沉的嘶鸣，不是愤怒，更像是不解。它倒在地上，血流在院子的泥土里，很快就渗干了。
父亲把马皮剥下来，晾在院子里的竹竿上，想让它晒干了好卖掉。他觉得这样就能把事情了结——把皮卖了，把肉埋了，女儿就不会再想起那句该死的誓言。他以为一张晾在竹竿上的马皮什么也做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