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个弱小村社最早与望北城签订了条约，成为望北城政府管辖的一部分，也成为了最早一批融入或是被生产力发展而强行改变习惯和原本结构的村社。
短期利益的最佳选择是强行征收人头税、长老免税、挑唆部族战争等方式。但长期来看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矛盾，并不适合作为长期基地的发展。
同化和教化是个漫长的过程，平原地区适合耕种的地方最为容易，山区最为困难。改变这些习俗的方式最重要的还是生产力的进步，山区不适合，山区的问题可以用经济手段控制，暂时不会去招惹他们。
等到平原地区的汉人移民达到十万左右的时候，才会让问题变得严峻和亟待解决，现在还不是考虑这些事的时候。
七个村社与望北城签订条约后，望北城政府一直没有放弃和上游那个更大的四千多人的村社的接触。
之前的战争虽然双方处在敌对状态，但也让那个村社认识到这群人武器的先进远非自己可以抵挡的，严格的缉私制度让村社很难与其余商人接触，双方的贸易往来仍旧正常。
这个村社是通往火山硫磺矿、煤矿和金矿的重要通道，与这个村社的接触也是望北城政府极为重视的一件事。
不断地派人接触，或是在村社内进行贸易活动，或是传授一些种植的技术，或是进行一些疾病的治疗。
这种善意的接触也让那个村社的人对那些游走在村社之间的医生或是教授种植技术的人极为尊重。
然而，不久之后双方的矛盾终于还是爆发了。
这些外地的移民带来的新的疾病，而这些疾病又是这里的村社所不曾经历过的，抵抗力十分微弱。那些望北城的居民可能只是发烧几天的病，在村社中就是致命的。
按照古老的习俗，瘟疫爆发的时候，是需要“出草”猎头以取得祖先的庇护，这样才能平息瘟疫。
长老和神女们做出了“出草”的决定，而出草的对象就是那个比较弱小的村社或是移民的望北城居民。
这是神圣的仪式，村社中当时还有望北城派出的人，于是极力劝解，认为这样是无效的，不如去望北城请那里的医生帮着治疗这些人的病情，这才是正途。
虽然村社的人对此人很是尊重，可是长久以来的风俗和原始宗教理念让他们难以接受。
他们不祭祀天地、风雨、雷电以致自然的万物，只信仰祖灵，认为猎头是庄重的仪式。
得到消息的人抓住机会逃离，想要将这个消息告诉望北城，然而在路上却被村社的人伏击，头颅被割下成为了祭祀的祭品。
消息传到了望北城，组织内的人连夜进行了讨论，认为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第二天，望北城便派出了一名使者，前往那个村社，与村社的长老说明了望北城的解决方案。
“村社长老前往望北城道歉，并且交出猎头小队的参与者，执行死刑。”
“望北城会派出医生救助村社居民。但该村社必须放弃出草的野蛮习俗，并且认同望北城的法律。”
“交还被害者的头颅，该村社的成员必须出席此人的葬礼。”
望北城的武力威慑之下，村社的长老、头目和神女们做出了回复。
他们可以道歉，但是绝不会交出猎头小队的村社成员。同时对所谓野蛮与文明的说法嗤之以鼻。
他们反问：
你们这些文明世界的人难道没有战争吗？你们的战争与我们的出草有什么区别呢？在你们文明世界没有战争之后，再来教育我们出草是一种野蛮的行为。用你们的枪炮不为任何神圣的祭祀去杀人，和我们用弓箭为了祭祀神灵而去猎头，到底哪一种行为是文明？
这里是我们的土地，这里的法则是我们祖先留下的法则，这里的风俗是我们的祖先留下的风俗。在我们的土地上，我们实行我们的法则和习惯，这难道有什么错吗？如果我们在你们的土地上做出这样的事，我们应该受到应有的惩罚，但这是我们的土地。
不是我们请你们来传递“文明”的，是你们自己来到这里非要传递“文明”的，在我们祖先的土地上实行我们祖先的习惯，你们有什么资格反对？
这就算是最后的回复，使者返回了望北城，将消息传回去。
但是望北城并没有立刻采取行动，而是等待那场瘟疫继续肆虐。同时各个农场和种植园的民兵组织严防死守，严禁任何人单独出行，以防遭受袭击。
七个隶属于望北城的村社也做好了防护的准备，防止那个敌对的大村社做出任何过激的举动。
一个月后，肆虐的瘟疫让那个大村社的许多人丧命，而他们的信仰与世界观也受到了残酷的打击……
那七个投靠望北城的村社靠着强制的饮食习惯和次氯酸钙消毒粉等卫生习惯和隔离制度，并没有受到瘟疫的灾祸。
而这个村社即便有了出草的仪式，却依然没有让瘟疫散去，相反还死去了很多的村民。
原本的信仰在这种对比之下出现了动摇和崩塌，这种神圣的仪式也有了成为民族习惯的一部分但却不是世界观的基础。
不少村社的人疑惑，是自己做错了吗？是“文明”更胜于“野蛮”吗？
如果不是，为什么那些投靠了望北城不进行出草仪式的村社没有死太多人；自己这边进行了庄重而严肃的仪式，却死了这么多人？
可怕的不是死的那些人，而是那些人的死亡带来的世界观的冲击，村社的人开始重新审视之前的条款，一些人认为如果让望北城的医生进驻村社帮忙就不会死这么多的人——原本祭祀出草而猎头的英雄，而一些人眼中成了村社灾难的源头；原本的尊重与颂扬变为了质疑和愤怒。
与此同时，估摸着时间差不多的望北城，也开始了军事动员。
一场维护“人的生命权”的军事行动由此展开。
七个村社的人负责带路、运送粮食，望北城的正规军队携带着枪支炸药和火炮，开始攻击那个联合村社。
在攻击之前大声喊话，让他们交出凶手，就地审判，并且会派出医生治疗村社的疾病。
秉持着不开第一枪的信念，在村社射出弓箭之后，填装好的火炮轰开了村社的栅栏……
几个小村社被攻陷后，并没有进行屠杀，而是安抚了这些人并且为那些被杀死的人举行了葬礼。
最后的大村社之前，大炮架起后的喊话一结束，村社的长老们绑了之前进行出草仪式的几个年轻人送到了军队的面前，表示同意之前的种种条款。
几个参与出草的、懵懂的、只是按照部族习惯做事的年轻人被送到了望北城，七个村社和那个大村社的长老、神女和一些人也被邀请必须参加。
一场关于人生命权的宣传和一场关于谋杀的审判，持续了三天。
既普及了法律，又普及了法律的原由，同时起到了震慑的作用。
三天后，那些参与猎头的年轻人被判处枪决，万众欢呼，以人的权利为基础的法律概念也开始深入人心，这一场持续三天的审判就是完美的宣传。
人死了，原本的世界观崩塌了，对祖灵和猎头的风俗的质疑产生了，甚至于认为那些在之前军事行动中被杀的人应该由村社长老负责而非望北城军队负责的人也开始出现。
但这还不算完，笔杆子们抓住机会进行了一次声势宏大的宣传。
那个之前被猎头而死的人，被宣传成一个样板。
原本他只是想要去报信的，但在宣传中他成了一个舍生取义的英雄，一个游走在对科学的信任和对原住民的尊重之间痛苦的勇士。
简单的故事经过宣传鼓动专家们的炮制，味道完全变了，故事变成了这个模样：
那个人笃信科学，笃信文明，笃信新的种植方式和新的生活方式可以让村社的人过得更好。为了这个让人人都能享受文明与科学的进步带来的益处，他甘愿来到了村社教授这里的人种植、开垦和用草药治疗一些简单的疾病。
瘟疫爆发，他尽量去救人，同时也劝阻出草的行为是野蛮的，也是对瘟疫毫无意义的行为。然而村社的长老虽然尊重他，但却没有听他的，而是选择了继续进行出草仪式。
那个人知道这种仪式是无意义的，但却知道如果没有出草仪式村社的人就不会知道出草并无意义，这是一个绕不开的悖论。
在犹豫了一晚上之后，那个人决心以自己的死，带来这个族群对文明的认同，带来这个村社放弃出草这样野蛮而无意义的习俗——他这么做的目的，仅仅是因为对方也是人，和他一样的、天地间的人。
于是他叫一个被他救过的村社成员带了一封信给望北城，希望望北城不要因为村社的野蛮和愚昧而惩罚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去教化他们。
第二天一早，带着一种引领“文明”而舍生取心中之义的信念，找到了“出草”小队埋伏的地点，主动让这些人射杀了自己，死前还带着微笑。
实践证明，出草是没有意义的，瘟疫依旧带来的大量的死亡。
作为对比的另一边，则依靠着医生和科学，指导着疾病的预防，并没有大量的死亡。
同样，望北城的人对于那封信也给出了解释：法律的尊严不容亵渎，包括再道德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法律不是道德，一个人的请求不能影响法律，要法治而不要人治……于是在那个人死亡后，望北城政府要求交出凶手，但在交出凶手后没有对村社进行报复，而是派出了护理小队帮着村社的人重建……
于是，本来很简单的一件事，经过宣传，变为了一场关于人性、法律、牺牲、文明、野蛮、冲突、国际主义、怜悯、善良、人、仇恨、爱、疾病预防宣传等等内容的宣传教材。
编写成了原住民的诗歌，到处传唱。
编成了话剧，而且以十分正式的形式上演，引发了许多人的感慨和思考。在看到出草小队埋伏痕迹时留下的那种取义献身牺牲的微笑和戏剧中临死前的独白，成了戏剧史上经典片段之一。
编成了教材，成为开蒙教育语文课本的内容。
编成了一个纪念的节日，成为原住民村社都要参加的盛大集会。
编成了关于法律的思索：那个人请求望北城不要惩罚，到底是对是错？如果不惩罚会不会招致更多的罪恶？
编成了关于价值观的思索：价值观是否有普遍适用的？为什么同一件事在不同的文明中意义不同，甚至善恶都不同？在面对这种冲突的时候如何选择？
这场宣传连同之前的土地所属问题，奠定了今后这里的统治基础。
不是抢占你们原住民的土地，是土地这种自然资源本就是全人类共有的，没有劳动土地就没有意义。我们移民过来是来劳动的，我们保护劳动的成果，我们尊重劳动的所得，但不认可自然资源的私人所有，所以我们没抢你们的土地，因为那根本就不是你们的——土地和自然资源私有制是说不通这个道理的。
不是我们毁灭了你们的文化，是你们的文化是野蛮而落后的，我们只是来帮助你们横扫迷信的牛鬼蛇神，传播科学与文明的曙光，引导你们过上新生活，我们尊重你们的族群传统和习惯，但这个习惯和传统不能以损害他人权利为条件——并未强制纳贡和税收，采取的也是一视同仁的法律之下人人平等的政策。
看着和殖民一样，但其实根本不一样。
如果这两条变了，那就是殖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