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卫国送他到城门口。
刘禹锡骑在马上，回头看了他一眼。
“先生，我在朗州待了九年。”
“您是唯一一个没有走的人。”
张卫国站在那里，手里拄着竹杖。
暮风吹得他袍角猎猎响。
他想说很多话。
想说，我还会跟着你。
想说，你以后还会吃很多苦。想说，但我不能帮你挡。
但他只是说了一句：
“走吧。别让京城的人等太久。”
他说完这句话，手杖在泥地上重重顿了一下。
但他还是没有动。
他站在城门外的那棵老樟树下，看着刘禹锡的队伍一点点变小。
刘禹锡骑在马上，回头看了他一眼。
然后转过身去，没有再回头。
走到官道拐弯的地方，刘禹锡的身影忽然顿住了。
他从马背上俯下身，在地上捡了一样东西。
是一棵桃核。
不知道是从谁的行囊里掉出来的，也不知道是哪个地方的桃，混在一堆车辙和杂物之间，极小，毫不起眼。
他把它捡起来，在袖子上擦干净，小心地放进怀里。
张卫国站在距离他几十步以外的樟树下，把这一幕看得清清楚。
他捏着竹杖的手不自觉地收紧了，那根竹杖几乎要被他握断。
他种下玄都观里桃千树里的第一株，带走了最后一粒。
张卫国觉得自己脸上的表情大概很不好看，于是他也不打算让任何人看。
元和十年的春天，刘禹锡回到了长安。
从朗州到长安，他走了两个多月。
路上经过襄阳、南阳、商州，每到一处，他都会停下来看一看。
不是因为游山玩水，是因为他离开太久了。
九年前他离开长安的时候，是一个被贬的罪臣。
回来的时候，头发里已经有了几根白的。
但他骑在马上的姿势还是直的，腰不塌，头不低，像一棵在风里站了太久、已经不觉得风是风的树。
他身后跟着两辆马车，一辆坐着柳如萱和两个女儿，一辆装着他在朗州写的所有东西。
诗稿、笔记、药方、历法手稿、竹枝词的草稿，还有那棵桃核，用布包着，放在一个小木盒里。
张卫国比他晚到半个月。
他离开朗州的时候没有告别。
只是把药铺的门关了，在门上贴了一张条子，写着出远门。
他把那些桃枝从陶罐里移出来，种在药铺后面的菜地里，它们在朗州长了九年，已经有两棵活了，长得比人还高。
到长安的那天是二月末。
长安的春天刚到，城门口的柳树刚抽了新芽，嫩黄嫩黄的。
张卫国在城南租了一间屋子，离当年段成式家的后门不远。
那条巷子还在，那棵大槐树还在。他在槐树下站了一会儿。
树叶还没长出来，光秃秃的枝干伸向天空，像一双老人的手。
他想起很多年前，段成式蹲在这里，捧着一块琥珀问他，虫子是怎么进去的？
那是元和十年的事，现在，他要在这里看另一个人了。
刘禹锡回京后住在城东的一处宅子里，是个从前的同僚借给他暂住的。
宅子不大，但比朗州那间茅屋好得多。
他一安顿下来就开始忙碌，不是忙公务，是忙见人。
他在朗州的九年里，很多老朋友都散了。
有人被贬到别的地方，有人死了，有人变了。
但还有一些人没变。柳宗元就是其中之一。
刘禹锡到长安没几天，柳宗元也来了。
他比刘禹锡早一年被召回京，在城南租了一间小屋住着。
两个人隔了将近十年没见，在街上重逢的那一刻，都愣住了。
柳宗元比刘禹锡小三岁，但看上去比他老了十岁。
他在永州待了十年，那里的瘴气比朗州还重，他的身体被毁得差不多了。
头发白了一大半，牙齿掉了好几颗，走路的时候拄着一根竹杖，背微微佝着。但他看见刘禹锡的时候，眼睛里一下子有了光。
“梦得，”
“子厚，”
两个人在大街上抱在一起，哭了。
周围的人都在看。
但他们不在乎。
张卫国站在街对面的茶铺里，看着这一幕。
他端着茶杯，茶已经凉了，但他忘了喝。
他想起苏轼和苏辙，那对兄弟也这样抱过。
在乌台诗案之后，苏轼被贬到黄州，苏辙被贬到筠州。
两个人隔了四百里，各自受罪，各自写信，然后在信里互相打气。
后来他们在江州见过一面，抱头痛哭。
但刘禹锡和柳宗元不是兄弟。
他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他们只是在贞元九年同榜考中进士，然后在永贞革新里并肩奋斗过，然后各自被贬到天南地北，然后还活着。
柳宗元在永州的时候，曾经写了一封信给刘禹锡。
信里说，梦得，我在这里十年了，我觉得我快要撑不下去了。
刘禹锡回信说，撑下去。
我在朗州也撑了九年。
咱们再撑一撑。
再撑一撑。
现在他们又见面了。
刘禹锡抱着柳宗元，用力拍着他的后背，把九年的苦都拍进那些手掌印里。“走，喝酒。”
柳宗元擦了擦眼泪：
“你请？”
“我请。”
“你有钱？”
“没有。”
“那你还请？”
刘禹锡从袖子里掏出几个铜板，在手里掂了掂：
“够两碗，不够的话，把衣服当了。”
柳宗元笑了。
那是张卫国第一次看到他笑。
他笑起来的样子跟刘禹锡不一样，刘禹锡笑起来是爽朗的、毫不顾忌的、像夏天的雷阵雨，来得快走得也快。
柳宗元的笑是浅的、含蓄的、像阴天里漏出的一道阳光。
张卫国坐在茶铺里，把那杯凉茶喝了。
他想起了很多年前，在长安城的街头，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拉着另一个青年的手，大步往酒肆走去。
那时候他们刚中进士，觉得天下在脚下。
现在他们头发都白了，口袋里只有几个铜板，还在往酒肆走。
他觉得这两个人，可以陪一辈子的酒。
三月，刘禹锡在长安城里等任命。
朝廷让他回京，但没说给他什么官。
他就在那间借来的宅子里等着，每天读书、写诗、见朋友。
有一天柳宗元来找他，两个人聊了很久，聊着聊着就聊到了长安城现在的情况。
永贞革新失败后，当年支持革新的人死的死、贬的贬，朝堂上全是宪宗提拔的新贵。
这些新贵们春风得意，车马如云，把长安城的大街小巷挤得满满当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