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完午饭，已经下午三点过了，全校的教师和同学都背着行李，下乡支农：挖红苕，点小麦。六三高两个班的同学，都去一个地方，大家都混杂着走。
廖文刚和毛老师走在一起。路比较宽，前边有李秀芝，旁边有鲁近初，殷正清，郭惠玉，后边是李荷艳、程茜平、温兴忠。毛老师说：“廖文刚，你好大胆，有人说今天的事，是六三高二的廖文刚带的头。”廖文刚说：“那有什么可怕的？反对克扣师生的口粮，这叫伸张正义。”“你不怕秋后算账？”“我们没有找他们算账，追查是谁叫克扣师生口粮，就算手下留情了。再说，我相信毛老师也会保护我的。”毛老师笑着说：“我已经保护你了。他们说是六三高带的头，我说不是。还有六一高，六二高哩，他刚进入高中，人家会听他的？我们不说这事了，廖文刚，你长大了准备做什么？”廖文刚说：“当作家，诗人。”“哟，志气不小！你看看，现在这个景象，写首诗读给我们听听。”
廖文刚，见夕阳在天，给满山遍野洒满了金色，于是朗诵道：“夕阳给群山铺满了金片，使流动的人群更加灿烂。这是一条蓝色的河流，滚滚东去就会波涛连天。”
同学们都赞扬说：“好诗，好诗。”毛老师说：“有发展前途。”廖文刚说：“我们班的才子是鲁近初，请他来一首。”鲁近初说：“才子不才子，不知去哪里。”廖文刚说：“到山头挖红苕，和星星在一起。”同学们都喝起彩来。郭惠玉说：“听我来一首，你们听好了：我们路上走，晚霞天上头。地上有什么？夕照伴人流。”大家都说：“好！好！”“我们六三高诗人还不少哩！”
师生们一路闲聊，直到夕阳西下，才到了目的地——千宝公社的瓦子坝。同学们被安置在办公室、保管室和农户家里。晚饭在伙食团吃。这是一个四合院，三面是小青瓦房，一面是草房。郭惠玉说：“这房子还不小嘛。”吴绪良说：“这是一个大地主的房子，主人早不在了，房子还在。”旁边的政治教师漆海星说：“吴绪良，你这口气可不对啊！你一个共青团员还同情地主？”吴绪良说：“主人是不在了呀，房子就是还在嘛！”漆老师声音提高了八度：“主人？地主是主人？贫下中农才是主人！”廖文刚见事态要闹僵，大声说：“带好碗筷，到伙食团就餐了！”同学们就跟着带路的农民和廖文刚一同向伙食团奔去。晚饭的主食是红苕，菜是一大碗黄南瓜，里面还放有生姜。同学们早已是饥不择食，轮到自己打了红苕，盛了黄南瓜，就找个空地，或蹲或坐或站地，狼吞虎咽起来。
六三高一班的同学，在另一个伙食团吃饭。他们的待遇可就更差了，主食是红苕，菜却是一大碗红苕叶。一个瘦瘦的女生，吃东西不行，一大碗红薯叶吃不下，就说：“我的菜吃不完，谁要？”班主任魏老师说：“不要浪费了，给我。”旁边的廖德煜，大声说：“吃不完的红苕叶，魏老师要了！”魏老师狠狠瞪了廖德煜一眼。
吃完饭，这个地方的总领队漆海星就召开师生大会，他说：“我住在大队办公室，每个班有什么情况，要及时汇报。同学们是来支农的，不是来吃农的，明天开始挖红苕，谁也不能偷吃生红苕，发现有人违纪，晚上就开斗争会。阶级斗争这根弦，可不能松，今天就有一个团员为地主说话。”吴绪良一听“嗖”的一声站起来，鲁近初赶忙把他按下去了：“你不能说！”声音小而严厉。漆海星继续说：“国家处在困难时期，饿死了一些人，这没有什么了不起。解放前，一次瘟疫，死的人都比这多；两次世界大战，死了多少人？五千多万！阶级敌人一定要乘机兴风作浪，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同学们一定不要问人家家里饿死了多少人，一定不要去问，这个队饿死了多少人，这是纪律。听清了没有？”领队还把国际国内的大好形势讲了一大通，才喊大家按时休息。
六三高二的同学，男生都住保管室。女生就住下面的一个大草房里。这保管室是一个“丁”字形的房子，有一个大坝子，是晒场，晒场边上，是长长的一溜石基，看样子，是准备砌墙的；安好石基后，就丢下了，现在可成了同学们的天然座凳。同学们到池塘里洗了手脸脚，已经星光满天了，大家都还没有睡意。廖清风说：“廖文刚，你的故事多，来个‘且听下回分解’。”廖文刚说：“正好，假期里，我借到一本《说唐》，我抄写了一遍，我就讲给大家听。”同学们一听，就围拢过来，下面房子里的女生也来了。廖文刚就从秦彝托孤直讲到陈咬金卖草扒。才动员大家回去休息。
第二天吃过早饭，师生们就由社员带着上了山。廖文刚的身边走着一个瘦如干豇豆的人，满脸胡须。廖文刚看见山上有许多新坟和树蔸，摇了摇头，但想起漆老师宣布的纪律，就只是问道：“大爷，这也是砍来烧了钢炭吧？”那位社员说：“柏树可不能烧钢炭，树子都砍来作了伙食团的烧柴。”“这么大的树，烧了不可惜？”“有什么办法？以前一家一户自己煮饭吃，烧的，主要是毛毛柴，山草，笋壳叶，黄荆条、庄稼秆，大伙食团，百把个人的饭，不烧木柴，可不行。”廖文刚问道：“大爷，贵姓？”那老人说：“免贵，姓张。”“啊，张大爷，高龄多少？”老人说：“痴活了三十有三。”廖文刚一听，知道把别人的年龄看得太大了。他满以为这是一个老年人哩。那位社员见廖文刚，长得瘦小，就问道：“没有干过农活吧？”廖文刚说：“四五岁就干农活，扯草。我们学校，每个班都有一块地，种满了苞谷、蔬菜，翻地播种都是我们自己搞。个儿高的就挑粪，个儿矮的就拿起瓜瓢，一瓢三窝。”老人夸奖道：“现在的学生，都能文能武，以后长大干大事。”
到了山上，毛老师分好组，十来个人由社员带到一块地里，照着社员的指点，边学边挖。开始，同学们就像小老虎似的，进度还不错，不到一个小时，大家都腰酸臂疼，成了强弩之末。有的用锄把撑着脖子休息；有的来回踏着步，揉着腰；有的一屁股坐在地上，还有的干脆躺在刚挖过的泥里。廖文刚看看大家不行了，就喊：“文娱委员，起音大家唱个歌。”李荷艳说：“累死了，哪个还有精神唱？”鲁近初说：“我来教大家唱，我才在仁寿学会的，《人民公社好》。”山上于是响起了悠扬的歌声：“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的阳关道……”
下午，漆领队来工地检查，在六三高二班所在的工地发现了红薯皮，红薯皮是用土掩盖着的，漆老师用脚踢，才发现了。漆老师板着脸说：“有人偷吃了人民公社的红苕，你们看，这么多红苕皮，至少也是两个红苕！这是绝对不允许的！这是破坏集体经济的严重罪行！卢泽文，你是班长；廖文刚，你是团支部书记，要好好清查！查出来，严肃处理！”毛老师知道了，也觉得问题严重，晚上，在月光下，在保管室的石基上，全班同学就开始了清查。清查会由班长卢泽文主持。他说：“偷吃社员的生红苕，这是极不道德的事情。大家都知道，社员的生活，处在怎样困难的时期！漆老师讲了，查出来，要严肃处理！希望犯了这个错误的同学，承认错误；希望看见的同学，揭发这些同学的错误。自己承认的和被人揭发出来的，处理是不同的。希望大家积极发言。”
查来查去，谁也不承认自己吃了红薯，也都说没有看见别人偷吃红薯。廖文刚说：“我看，就这样吧，以后任何人都不要再吃了。希望同学们都想一想，我们，国家每个月还供应了19斤粮食；社员就得全靠自己种的这点庄稼，而且要除去公粮余粮，才是自己可以吃的。我们在山上，都看见了那么多新坟，我数了一下，这个队有32座，他们是怎么死的？大家心里都清楚。我们还忍心偷吃社员吊命的红苕吗？偷吃了生红苕的同学不敢承认，说明这些同学知道问题的严重性；有些同学也许看见了，但不肯说，我估计，这不是展不开批评的问题，而是知道偷吃生红苕对这些同学前途的关系。既然如此，我们就下不为例。再也不能偷吃社员吊命的红苕了！”
李秀芝，这时是校团委的少先委员，她说：“我们绝大多数的同学都没有偷吃生红苕，我们也健康地活着。告诉同学们，我也想吃，但是忍一忍，也就过去了。我告诫自己，决不能吃，因为这是社员的，不是属于我的。”
曾翠香说：“生红苕，我们班肯定是有人偷吃的，有那么多红苕皮为证。吃了的人，不敢承认，因为他知道这是不光彩的事情。犯了错误，又不敢承认，这是更可耻的事情。”
毛老师总结说：“同学们的发言，都说得好。如果是在平常年月，吃几个生红苕，那算什么！现在是非常时期，吃的比黄金还贵重，关系到群众的生命。我们决不能马虎。如果有了真凭实据，这样的同学，就有可能被开除；你们想想，为了一个红苕，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值不值得！你们初中毕业的那个学期，六零初一班的欧本良，为了一个饼子，被学校除名。欧本良的学习成绩，一直是名列前茅的，却被一个饼子毁了。同学们，小不忍，则乱大谋啊！我们是学校，同学们是读书人，必须有铁的纪律！”
清查会之后，徐武德说：“不能这样草草收兵，应该查个水落石出！”廖文刚说：“那就有可能，开除几个。你希望看见这种情况吗？”徐武德大声说：“自作自受，谁叫他去偷！”
六三高一班的王绍泉和殷正清、尹洪林等同学，差不多又见到一只肥硕的老鼠从面前跑过。王绍泉说：“这附近有一个老鼠洞。”郭茂清说：“待我去侦察。”郭茂清丢下锄头，蹑手蹑脚地到处看，见离他们劳动的地点两百米远的地边，有一个大洞，不少老鼠进进出出。他走回来，小声说：“今晚上，我们可以打一回牙祭。”卢翠华问：“吃什么呀？”“老鼠肉。”殷正清说：“老鼠可不好逮。”王绍泉说：“办法是人想出来的。”郭茂清说：“我发现了老巢，这个办法，怎么想？”杨见明说：“打人民战争呀！”
同学们边劳动边商议，决定采用四步捕鼠法：第一步，先打草惊鼠，把鼠赶进洞去；第二步塞住洞口；第三步清理战场，把鼠洞周围的红苕挖了，把地搞平整。第四步挖洞打鼠。大家商议好了，利用休息时间，逐步实施。最后一步，四位同学负责挖洞，其余的同学在洞外围成圆圈，用竹棍树枝进行捕打。待到把洞挖开，里面竟有三四十只老鼠，挖洞的同学一阵锄头挖打，就消灭了一半，逃跑出来的，有的同学眼明手快，一棍一个；有的同学笨手笨脚，跑了几只。大家立即找来盆子，动手剐老鼠，竟然有大半盆。谁知被带队的漆老师发现了。他说：“上级早有通知，老鼠浑身是细菌。不然怎么叫四害？出了问题，哪个负责！”同学们个个面面相觑。郭茂清问：“那，怎么办？”“倒进茅坑里去。你们捕鼠有功，要表扬！快去倒掉！”同学们都不敢违抗，把半盆子剐出的老鼠倒进了一家农民的厕所。那个厕所里的粪都舀去种小麦用了，几乎是干的。同学们第二天早上去厕所里看，剐出的老鼠全不见了。郭茂清叹口气说：“偏有不怕死的！”
王绍泉和郭茂清、尹洪林、程德华、余德明等几位同学一起，掐了一些红苕巅，他们住的那家社员对学生特别热情，说：“我有老酸菜，和着一起炒，味道不错。”那时逼着同学们倒老鼠的漆老师，回学校去了，由教化学的李性初老师带队。王绍泉说：“红苕颠，不知道李老师同意我们搞来吃不？”卢翠华说：“我给李老师铲点去，看他态度如何。”于是，卢翠华用小碗给李老师铲了半碗去。李老师一见，立即举起筷子就拈来吃，并说：“好吃，好吃！”这下，同学们放心了，经常利用休息时间，掐红苕巅，把嫩的红苕叶杆，撕去外皮，和着炒吃。
有的同学，可不甘心只吃红苕巅，在没有人见着的地方，就吃生红苕。他们吃生红苕的办法，是用手把红苕皮掐掉。红苕吃进了肚子，红苕皮却摆了一地。同学们回学校的头一天，大队干部在学生挖过的红苕地里发现了红苕皮，便找到李性初老师说：“你们是来支农的，不是来坑农的。请你把偷吃了生红苕的学生找出来，把名单报给我，我要上报。”李性初吃了一惊，说：“好，我马上清查。”李性初老师明白，他虽然不是班主任，只是教他们的化学，要是把这些同学的名单报上去，这些同学的前途都可能受到很大的影响。化学组的陈忠珩老师，下乡劳动，没有吃午饭，看见食堂里还有一碗红苕，以为是留给他的，就吃了；实际是留给一个守红苕的学生的，等那个学生来吃，已经没有了。只是误吃了一小碗红苕，陈忠珩老师竟然受了处分，调走了。李老师知道此类事情，处理得极重，于是他不肯清查。他只是召了开学生会，批评了偷吃生红苕的现象。他说：“我们没有吃饱，社员同志们一样没有吃饱。偷吃生红苕，是不好的。以后，大家要吸取教训，有时一念之差，就会葬送自己的前程！”
第二天，师生收拾好行李，要上路了，那位干部找到了李性初老师。“把名单给我。”李老师说：“对不起，没有人肯承认。”“那不能走！我来清！”那位干部大声说。李性初老师说：“学校叫马上回去上课。”“不行！”那位干部说。同学们见状，都背起行李上路了。那位干部气急败坏地追出来说：“不准走，李老师，把学生招呼倒！”李老师也背上行李往外走。那位干部边追边大吼道：“你包庇学生的歪风邪气！”李老师边走边答：“你到宣传部告我好了！”
回校上了两个星期的课，上级又下达了劳动任务：要把一批糖果运到东林去。上午8点，准时出发。全校师生都动员起来找工具。廖文刚到北门口家里拿来一只小箩筐，班主任毛老师还没有工具，就说：“廖文刚，我们一起抬。”毛老师比廖文刚高不了多少，他们一同去称了满满一箩筐糖果。这种糖，这些地方叫油果子，圆圆的比樱桃稍大，有点像没有熟透的桑葚的颜色，是面粉做的，表面上沾着白糖粒，有一股诱人的清香。毛老师走前面，廖文刚走后面，那股糖香味一阵一阵扑来，廖文刚馋得直流口水。这是公家的东西，是绝对不能吃的，况且，一个一个做了登记的，少了可不得了。廖文刚就和毛老师找龙门阵摆。廖文刚问道：“毛老师，好多岁了？”毛老师说：“你猜。”廖文刚说：“二十岁。”走在旁边的李秀芝说：“我早知道了，毛老师23岁。”“毛老师工资多少？”“每月24元。”廖文刚说：“这么少呀！”毛老师说：“不少了，你们的伙食费，每个月不才5元1角吗？”
这条路可不近，整整三十里。路比较宽，有的地方两三个人都能并排而行。走了十来里路，大家都坐下来休息。廖德煜说：“你们说，人什么时候最美丽？”廖文刚说：“劳动之后最美丽，你们看，李秀芝，脸像红苹果，程茜平，脸像红樱桃，卫莹芳脸像红蕃茄，毛老师，像红脸关云长了。”毛老师说：“你没有看见你自己，脸儿成了红海椒啦。”大家说笑了一回，又继续前进。好在这天是阴天，又恰是初冬天气，所以师生们，才没有汗流浃背。他们看见路边上有一个纪念碑，是纪念彭德辉的。廖文刚问：“彭德辉是什么人呀？”东林的范雪容说：“彭德辉是搞税务的，解放初在这里被土匪杀害了。”毛老师说：“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英雄。”廖文刚说：“可惜我们没有机会。”毛老师说：“平凡的生活里，也可以出英雄。现在，不偷吃集体东西的，都是英雄。挖红苕的时候，你想不想吃？现在抬的糖果，你想不想吃？”廖文刚说：“说不想吃，那是假的，但我不会吃，因为我是共青团员，还是团干部。”毛老师说：“你们就是坚持原则、战胜饥饿的英雄。”
中午十二点，运糖队伍都到东林交了货，交完货还搞了一个简单的交接仪式。供销社的负责人感谢大家说：“县城到东林，不通公路，如果不是老师同学们帮助，这些糖，两个月也运不到。我代表东林的贫下中农，感谢你们了！”学校负责的金总务说：“我们运的糖，一斤也没有少，还多出来了56斤！同学们，都到饭店去，学校为每个老师和同学准备了一个包子。”
回去的路上，徐武德说：“早晓得要多出56斤，我就一路吃起走了。”廖文刚说：“公家的东西，怎么可以自己吃！”徐武德说：“你娃子假，你不想吃一颗？”廖文刚说：“我也馋得流了不少口水，但没有吃，因为这是国家的，不是我的。”徐武德说：“你和我一样，是不敢吃。”廖文刚说：“不对，我是不愿吃。我们有不少同学都是不愿吃。”毛老师吃着包子过来，正好听见了，她说：“不管有没有人看着，不管有没有人知道，国家的东西，一点也不能动。这是要坚持的原则。”徐武德说：“我是说起耍的，哪里就真要吃呢？”
他们回到学校，正是吃晚饭的时间。廖文刚吃过饭，走进教室，看见班长卢泽文，正在点煤气灯。这一阵的火力发电因为缺煤，很不正常，有时教室里的电灯，昏黄如淡月，比一支蜡烛还不如。学校就改点煤气灯了。装好煤油，打足气，卢班长用火柴一点，灯泡由红变紫，由紫再变蓝，最后变成白炽，一个教室照得通明。晚上都是自习课。廖文刚完成了作业，复习了一下功课，就拿出鲁迅的《呐喊》看起来了。他昨天去图书室借书，不知道看什么好，四大名着早已看过了，新调来管图书的罗昌惠老师说：“你该看看鲁迅的书。”他于是借了《呐喊》。他正看得津津有味，只听“噗”的一声，煤气灯泡被吹落了一大半，只剩下指头宽的一片，还亮着。周正财，立即取下，班长也围过去，同学们都点燃蜡烛，照着他们换“灯泡”，这种灯泡是网状的白色小套子，只有两寸长一寸把宽。套上去得十分仔细。大约搞了五六分钟，教室里才又重新弥满了雪亮的光。徐武德说：“什么时候能点上明亮的电灯就好了。”和他同坐的袁永林说：“到了共产主义电灯就明亮了。”雷碧群哈哈地笑起来说：“明亮的电灯，怕用不着到共产主义吧！”大家竟然你一句，我一句地争论起来了。曾翠香说：“稍安勿躁，到时就知道。”大家这才安静了下来。
又是一个归宿假，六三高一班的崔龙才，忧心忡忡地往家里走。那时的归宿假，对许多同学来说，可不是高兴的事儿。虽然国家还每月供应19斤粮食，但是，如果交不起每月的5元1角伙食费，学校就要停餐。学校也考虑到当时农民不能搞副业，不能上街卖东西，钱是最为棘手的问题，准许学生10天交一次伙食费，1元7角钱，可是，就是这点钱，农民家里到哪里拿去？崔龙才知道自己家里没有钱，箱子上的铜锁扣，父亲都撬去卖了，给他凑学费。他知道家里没有钱，但还是慢腾腾地向家里走。他刚走到竹林边，就听见屋里传出来一片哭声，他心里一惊，跑步冲进院子，一步跨进家门，只见自己的母亲和三个弟弟及小妹妹都围在父亲的床前哭。“爸，怎么啦？”崔龙才急切地问。“大哥，爸死了！”弟妹们呜咽着说。崔龙才立即泪如泉涌。他母亲说：“六儿呀，你爹断气前，还说，‘龙儿，要把书读出来啊，一定！’”崔龙才看床上躺着的父亲，就像从河里捞出来的，浑身肿得发亮。心里像油煎一样的疼，他知道，这年月，死一个人，就和死一只苍蝇差不多，只是流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崔龙才是这家的老六，他的母亲生了11个孩子，大姐出嫁了，二哥、三哥、五哥、十弟，先后病故，四哥抱给了大爷，崔龙才虽然排行老六，现在成了这一家的大哥。当时崔龙才已经满了20岁，他知道自己在这一家的责任，于是，擦干眼泪，约来乡亲，把父亲草草埋了。
埋葬父亲之后，崔龙才对母亲说：“妈，父亲不在了，四个弟妹又小，这书，我就不读了，在家和妈妈一起，带弟弟、妹妹。”他母亲说：“那可不行，你爹临死前还说‘龙儿要把书读出来’，再说，学校还每月有19斤粮食。你赶快回到学校去！钱，我叫你大姐想办法。”崔龙才知道家里一分钱也没有，只得包了一小包盐，向学校走去。到学校吃了两天饭，伙食费没有了，崔龙才被停餐了。他知道，班上的同学，家里都穷得丁当响，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他哪能向他们开口，于是，到吃饭时间，他就打一盅盅开水，放上些盐，喝进肚里，然后到班上的地里去闲逛，等同学吃完饭，他又做起吃了饭的样子，到教室上课。这样坚持了两天，一身酸软，走路都有些吃力了，他想，这样可不行，要是倒了，怎么办？得想办法。想什么办法呢？卖衣服？自己的全是疤疤重疤疤的衣服，谁会要？他看了看自己喝开水的大搪瓷盅。当时许多商品都要计划，瓷盅，也是计划商品。停餐后的第三天，他就拿着自己的搪瓷盅，到了街上，走到离校门一百米以外之后，崔龙才把裤包里放的报纸裹成筒再拧成绳而挽成两头突出的大圈，放在了瓷盅里，据父亲讲，这是出售物品的传统标志。他又向前走了不到一百步，就有一个妇女问：“多少钱？”崔龙才说：“大姐，看着给吧。”“六角卖不卖？”崔龙才想，六角钱正好能吃两天，可以走回家了，就说：“卖！”崔龙才拿着六角钱，交到总务处，又有两天饭吃了。星期六，崔龙才回到家里，他大姐给他借到了六元钱，他又能读一个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