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那六万多银子偷偷送回山西后，王树林这边有点有腾飞的意思。
接收银子之后，王树亭拨给王树林五万石的粮，当然这些粮也不可能一次给完他，先期从仓库中拨付了五千石够王树林召集五千人三个月之用，后期再从外省给他们买过来，毕竟山西老营这边粮食压力也不小。
用这第一批换来的粮食王树林顺利的把米脂、绥德以东山地里的山民百姓顺利收服，现在这边的老百姓可没有一点忠君爱国的心思，只要你给我粮食吃让我活命，那我就听你的。拼命都行何况就是种粮交税、提供兵源呢。
王树亭拨给他的五千石是按五千人每日每人两斤的量，他当然不可能足额给这些山民发放了，直接砍半一天一斤，招募了一万余人。
这一万余人原先都是散居在山地里，王树林为了方便管理，将这些人聚拢重新规划，每百户约五百人重新组成一个村子，任命村长族老，分成二十多个村落在河道上下居住耕种，这二十个村子再组成一个乡，由他自己亲自担任乡长，黄文升、李良、叶启合还有本地几个有名望的人一起辅佐。
又从这些百姓中招募了两百步卒，现在他手里的可用兵力达到了三百，暂时也算够用了。
招募这些村民前前后后也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这个时节都已经快到夏天了，夏收是肯定赶不上了，那就只能种上一季粮食，等着秋收了，王树林想着等秋收之后再继续扩张，不然光吃老本可不行。
现在王树林几人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组织百姓种田，建造蓄水池，和如何保证顺利收成上了，没有官兵、流寇来打扰他们也就不出去，窝在驻地安心养民。
相比于王树林的发展，王二顺和王二嘎两人的发展就要缓慢的多。
虽然危险性没有王树林的大，但是当地的百姓多少也是能吃上饭的，无非就是吃五分饱和八分饱的区别，华夏的老百姓最优秀的特性就是善于忍耐，可是有的时候忍耐也会成为束缚，不管在哪个朝代，老百姓但凡有一口吃的都不愿意造反，哪怕饿的受不了了吃草根、树皮，甚至吃观音土都选择继续忍耐，希望很快能得到官府的救济。
除非到了今天不吃这碗饭，明天一准饿死的时候才会反抗，这也归咎于从秦朝时候开始的律法，乡村、宗族之间都会实行连坐制度，家中哪怕有一个人成为逃户，逃兵等全保甲或者全族都会受到牵连。在这种制度下人们即便个别想反抗的也会被宗族给压下来。
陕西之所以能够有那么多起义军，是因为连年的大旱，让乡村本就脆弱的经济彻底崩盘，连那些富户家里的米缸里都能饿死老鼠了，能有些粮食的就是那些大地主，再遇上几个黑心的地主，逼着百姓们卖田、卖媳妇、卖儿卖女，结果还是债台高筑，活不下去。
这个时候不管你是什么族长、族老或者里长啥的，大家一样都要饿死了，这个时候造反基本上就没有反对声了，一旦造反成功，吃下了那些大地主家的粮食，这条路就不走不行了，然后就是用得来的粮食招收饥民，再打下一个地主，把所有有产阶级都变成无产阶级，雪球就会越滚越大。
不过这种农民起义军是有根本上的问题的，他们最开始的时候是基本上不会有读书人加入他们的，一帮大字都认识不了几个字的农门，他们的眼界就是家乡的一亩三分地，打下县城就觉得是了不起的功绩了，有点眼光的会把目光往外锁定一点到府城甚至省城，更不用提让他们管理几万甚至十几万的饥民了。
所以农民军在人数少的时候，会比较团结，能够取得不少的胜利，但是人数一多了就是一盘散沙，沉重的后勤补给问题就把很多农民军给压垮了，能有毅力坚持和有着巨大人格魅力的才会在这筛选中留下来，就像王嘉胤、王自用、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人。
你说这些起义军的头领没有眼光吗？能把官军耍的团团转肯定是不缺眼光的，那为什么他们不屯田种粮呢？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天灾，在大旱之下，不管你是谁种下去的种子就是浪费的，就算守着水源能种出几亩地来？；另一个就是任何朝代对造反都是零容忍的，在大批官军的围剿下你想安心的种粮？那就是痴人说梦。
这也就是王树亭在已经实际上掌握了十来万的人口，两三千精锐兵马的情况下都不敢举旗造反，甚至在山西的土地还都挂在那些士绅地主名下的根本原因，只要举旗是可以瞬间拉起一两万的兵马甚至更多，也可以短时间内打下来周边所有的县城，甚至打下永宁问题都不大。
可接下来就会面对朝廷无休无止的进攻，一个割据数县的弹丸之地，想要对抗一个拥有百万军队的偌大朝廷，那是以卵击石。
所以徐平川和王树亭一直都在忍着，在等待最佳的时机，其实主要是徐平川在等起义军转进河南和四川，转进湖广，等着起义军把老朱家凤阳祖坟给刨了那时候才是真正举旗的时候，徐平川模糊的记得好像也没有几年了，那个时候大民官军的主力都已经从西北撤出不要命的追赶起义军去了。
可以趁虚而入一举攻占陕西、甘肃、宁西、操作的好的话山西、河南和四川都能捞到一些。即便是做不好，那么夺下潼关、东距黄河，以三省之力对抗大明还是有希望的。
所以王二顺和王二嘎他们的情况就是如此，去了占领一片山没问题可是没啥人愿意来跟他们，又不想引起官府太大的反应，最后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对跑进山中的逃户下手，这些人不在官府户籍之上，只要用武力压服就行，然后清缴山中的山贼，实在是没有粮食了要么下山入城买粮，要么就跑到很远的地方打一个地主庄子，抢些粮食。
反正也算是慢慢站稳脚跟了，手里也有千八百人了，后边慢慢发展也有实在活不下去的跑进山里投靠他们。
山西的王树亭他们也没有闲着，自从重新开辟了通往蒙古的商路之后，就和土默特部签署了长期的贸易协议，粮食、布匹、食盐、茶叶、铁器等源源不断的从山西经过河曲一带进入草原，草原上的牛羊、毛皮、战马还有金银也在不断的回流。河曲那里的千余边军早就已经被金钱所腐化，只要是王树亭的商队，不管来多少，统统都放行通过，河曲的边军千总官就差和商队管事拜把子了。
之后王树亭又从陕西佳县附近寻找了一个合适的黄河渡口点，通过徐树林不断的从陕西偷运百姓，使得吕梁山内百姓的数量激增，这些百姓全部都分散安置在山中各个村子里，只要官府差役不重新核实丈量土地，根本不会发现多出来了不少人，而这些差役来了以后也会被轻松的应付掉，毕竟大家走这么做的，瞒报人口是尝试，那些大家族肯定瞒报的更多。
也就是说现在朝廷官方的统计全国一千万户六千多万人，但实际上加上那些逃户和瞒报的人口保守估计人口也要超过一亿了。
话头又撤远了，通过不断的努力，吕梁山中的人口每个月都在以千人左右的规模在增长，待到崇祯四年底已经有超过一万人从陕西被偷运过来，这些人大部分都是青壮年的男丁，拖家带口的连一半都占不到，这些单身的青壮王树亭肯定不可能放他们回去种田的，这些人放在地方不好掌控，那就干脆留在军中。
这使得护乡军的士兵数量再次增加，到四年底全军增加到了七千人。
除了百姓和军队之外，王树亭也在特意的招募读书人，远的地方不敢说，但在附近几个县里招揽一些读书人还是可以的，陕西大旱闹兵灾之前，秀才功名还能每个月从官府领到一两银子或者一石粮的生活费，现在这两年都已经大打折扣了，他们需要再给人做教习、算账什么的才能保证一家人的吃喝，童生的更不用提了啥都没有。
这种情况下，王树亭还是招募到了不少的秀才和童生，这些读书人里除了一些特别优秀的留在自己的身边，帮着处理事务，剩下的基本上都安排到了各个乡里担任一些文书或者教习之类的工作，王树亭给的他们待遇都很不错，每个月的俸禄足够一家人吃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