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最有影响力的几个世家大族，被人称作五姓七望，可以说隋唐时代就是一个世家大族轮流掌权的发展史，五姓很好理解，五个姓氏的意思，那么何为望？
\"望\"所说的是\"郡\"与\"望\"的合称，郡望是指某一地域范围的名门望族。所谓五姓七望，实际上说的是在七个郡中的五个姓氏。
五姓七望，又作五姓七族。隋唐时代是身份制的社会，世家大族在社会上享有崇高的威望和地位。在所有尊贵的世家大族中有五支最为尊贵。即陇西李氏、赵郡李氏、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其中李氏与崔氏各有两个郡望。所以称之为五姓七望，或五姓七族。
七望
陇西
位于陇山以西、渭水河畔的古陇郡是华夏古老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中华李氏的发祥地。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巍巍陇山，泱泱渭水，孕育了内涵丰富、源远流长的陇西李氏文化，它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陇西是李氏宗族的发源地，或是出于忌吊，唐朝废陇西郡，但“陇西”二字已作为大唐李姓的标志为世人所铭记。
赵郡
北魏太和年间设殷州，治所邢台隆尧，北齐时期更名赵州，治所仍位于邢台隆尧，隋代时期更名赵郡，治所迁徙至赵县。
隋朝，文帝进行了行政建置改革，把南北朝以来的州、郡、县三级行政区， 改为州县两级制，其后，又改为州、县两级制。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赵州更名赵郡，治所迁徙平棘（赵县）。一直到唐武德初，罢赵郡为赵州。入唐为赵州。
清河
汉高帝置郡。后屡改为国，元帝永光后为郡。治青阳（今清河东南）。元帝以后辖境相当今河北清河及枣强、南宫各一部分，山东临清、夏津、武城及高唐、平原各一部分地。东汉改为清河是我国张姓、贝姓、房姓和崔姓发源地之一。
远在公元前八百多年的周朝，清河这地方名叫甘泉。春秋时期，第一个称霸主的齐桓公占领了这一带，把甘泉改名贝丘，为齐国属邑。战国七雄相争，贝丘地方为赵国所有。到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最后灭齐统一中国，定天下为三十六郡时，将贝丘旧地划出一部，另建了一个厝县，归巨鹿郡管辖，一直到汉朝。
清河之名，因水而得。据《战国策》说，张仪游说赵国\"奉告齐使，兴师渡清河\"，就是指贝丘的清水河。汉朝初年，把原来厝县地从巨鹿郡分出来，以境内清水河为名，建立了清河郡。国，移治甘陵（今临清东）。晋以后辖境缩小。北魏仍为郡。北齐移至武城（今清河西北），隋开皇初废。大业及唐天宝、至德时又曾改贝州为清河郡。隋大业七年（公元611年）张金称、高金达起义于此。
博陵
概况：东汉本初元年置郡，治所在博陵。西晋置国，治所在安平。相当于今河北安平县、深州市、饶阳、安国等地。
博陵一名的确在诸多人中还是颇有歧义的。历史上究竟有几个博陵，博陵到底指的是哪儿，还真是件一时说不清楚。中学课本中的注解，博陵在今河北定县。而如今的蠡县、博野、安平、深州、定州等地的街区、店面等，多有冠以“博陵”之名者。是博陵崔氏的发源地。
范阳
范阳是中国古代的地名和行政区划名。范阳在历史上所辖区域多有变动，约在今北京市和河北省保定市北部。从唐大历四年(769年)起，所谓“范阳”则仅限于涿州范阳县，为涿州治所，在今河北省涿州市。
广义上的范阳有时和幽州通用。
范阳一带是历史上很多名门望族的发源地。两晋时期，北方许多望族南渡后，其中相当一部分仍称范阳为祖籍之所在。
其中主要有：
1.卢姓，其中北魏时期的名门望族范阳卢氏即出于此。在今河北省涿州市有卢氏宗祠。
2.邹姓、简姓、燕姓的堂号为范阳堂，即来源于此。
3.苑姓、邵姓。
荥阳
荥阳郑氏先祖可追溯到周宣王分封的郑国，其王室国灭后仍以郑为姓，以故地荥阳为郡望。东汉末年，以郑当时一脉的郑浑、郑泰等人为开始，逐渐发展为高门望族。历经变迁入唐之后，郑姓仍为望族，后因科举制的实行，影响逐渐衰落，但仍为天下郑氏中，最为显赫的一支。
太原
在今太原一带有秦置晋阳县。以后迭为太原郡、并州治所。西晋扩建。北齐于汾水东岸增筑新城，旋在旧城增设龙山县。隋以龙山为晋阳，晋阳为太原。五代为北汉都城。历经秦汉、三国、南北朝、隋唐、五代，于宋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毁于战火。
晋阳古城东西长约4500米，方位为北偏东18°，面积约20平方公里。1962年中国考古工作者在晋阳古城遗址发现数段城墙和三座小城遗址。近年还发现建筑基础、砖瓦、琉璃构件和石刻造像。在古城附近发现有一些重要的古墓葬。在城址的西部地区还发现有天龙山石窟、蒙山大佛、童子寺等六朝、隋唐时期的石窟遗存。在古城营村内还保存有创建于隋唐、明代重修的惠明寺塔和金代创建、明清重修的九龙庙等建筑。
晋阳古城较完整地保存了唐、五代时期城市的面貌。遗址出土的石刻造像为研究当时的文化艺术提供了资料。
宋灭北汉，毁晋阳，移并州至阳曲，即今太原。
宋朝灭北汉后，太宗认为晋阳有王气，因为五代十国大都在山西发迹，晋阳是山西都城，所以先放火烧城，据说烧了三年，然后掘河灌城，晋阳彻底被毁，当时死亡的包括晋阳城里无数百姓和官兵
春秋末，晋国大卿赵简子家臣董安于筑晋阳城，从战国时期魏国《竹书纪年》看，“十六年（公元前319年）秦拔我蒲坂、晋阳、封陵”可知，赵简子所建晋阳城在蒲坂、封陵一带，今永济市境内。是不对的，赵卿赵简子久居晋阳，是太原，而不是永济。太原以及发现了赵简子的陵墓。
影响力
中国历史上的士族政治，萌芽于东汉中期，亡覆于唐朝末年。从东汉，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随着经济上的“占田荫客制”和政治上的“九品中正制”两大特权的消失，而呈逐渐削弱消亡的局面。
东汉末年至魏晋时代，汉族士人讲求门第出身，这种影响波及胡人政权，以至于鲜卑建北魏，出于与汉人高门达成政治合作的考虑，亦极重视门第，在孝文帝时代，曾十分隆重地对汉人腹地——“山东”地区的士族进行排名：“魏主（孝文帝）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
这里的“山东”（崤山以东），主要囊括今天的山西一部、山东、河北大部与河南。在时人眼里，“山东士族”最高门也即天下士族最高门了。排姓氏时，陇西李氏担心不在尊位，故乘驼星夜赴洛阳，但到时“四姓高门”已定：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没有陇西李氏。其实，在当时，陇西李氏亦十分显贵，孝文帝定士族，陇西李氏（虽然当时其房支已内迁至“山东”各地）虽未列“四姓高门”，但其李宝一支亦被定为甲族，最终也成“四海大姓”之一。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崔、卢、郑、王名列“四姓高门”，与当时掌握重权的陇西李冲有密切关系：“陇西李冲以才识见任，当朝贵重，所结姻姻，莫非清望，帝亦以其女为夫人。”特别是太原王氏，更是得到李冲的推荐。但王家的影响力在北魏时已减退，至唐时更是大衰，“太原王氏，四姓得之为美，故呼为‘鈒镂王家’，喻银质而金饰也。”故唐时新“四姓”已为崔、卢、李、郑。
崔、李均有两支，所以唐时“四姓”中的崔、李到底是指博陵崔氏、清河崔氏、陇西李氏、赵郡李氏中的哪两支一直为后世所争议。就崔氏而言，曹魏前，清河崔氏的影响力低于博陵崔氏，但自曹魏时起，清河崔氏开始赶超，因至北魏时出现崔宏、崔浩、崔鸿这样的人物而使家族名望达到顶峰，一举超越了博陵崔氏。当时，清河崔甗对范阳卢元明说：“天下盛门唯我与尔，博（陵）崔（氏）、赵（郡）李（氏）何事者哉？！”但到了唐朝，博陵崔氏影响日深，再次超越了清河崔氏。唐初作《氏族志》，以出身博陵的黄门侍郎崔民干为天下第一门户，且整个唐朝，来自博陵的宰相也超越了来自清河的宰相，博陵崔氏遂被“天下推为士族之冠”。
至于陇西李氏和赵郡李氏，在北魏时，前者的地位要高于后者，同是到了唐朝，后者亦反超前者。在北魏时，赵郡李氏和博陵崔氏并肩前进：“（帝）纳陇西李冲女为夫人，纳崔、卢、郑、王‘四姓’女充后宫。赵郡李氏人物尤多，各盛家风。世言高华以五姓为首。”有唐一代，赵郡李氏更为显赫，出宰相17人，于世家大族中为最多。博崔、赵李之荣盛，是依整个唐朝而综观的，若按传统理解，唐初时的“崔、卢、李、郑”，仍指清河崔氏、范阳卢氏、陇西李氏、荥阳郑氏。
不过，由于自唐起博崔、赵李已正式成为超级豪门，所以有唐一代更流行下面的新说法——“五姓七家”：博陵崔氏、赵郡李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陇西李氏、太原王氏。“五姓七家”的概念在唐朝时的广泛流向，使得自魏晋而建立起来的唐朝士族实际上呈上升趋势，尤其是自中唐开始，人们世家大族的观念进一步深固，士庶高寒之间仍有着极深的鸿沟。
“五姓七家”，“恃其族望，耻与诸姓为婚”，傲慢地进行着内部通婚，以保持高贵的血统。如按北魏以来的传统，清河崔氏与陇西李氏、范阳卢氏世代为婚姻；赵郡李氏则与博陵崔氏世代为婚姻；范阳卢氏与荥阳郑氏世代婚姻，陇西李氏与范阳卢氏世代婚姻，他们不屑与其他姓氏为婚。于是有盛唐宰相薛元超的一叹：“此生所遗憾者，未能娶五姓女！”薛家已属以韦、裴、柳、薛为成员的“关中四姓”之一，但仍如此仰望“五姓七家”，足可见其影响。
贞观中，太宗皇帝无法忍受世家大族的傲慢，说：“比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广索聘财，以多为贵，论数定约，同于市贾，甚损风俗，有紊礼经。既轻重失宜，理须改革。”当时，太宗多次发出包含迷惑与愤怒的质问：“吾实不解山东四姓为何自矜，而人间又为何重之？！”
于是，命重臣修《氏族志》，但在初稿中，编修者无视皇室，而将“山东士族”中的博陵崔氏排为天下第一。后在太宗的干预下，《氏族志》抬高了皇室，对“山东士族”进行了压制，但却没取得实际效果。
实际上，唐朝皇帝在抑制“山东士族”时是极不自信的，因为同时皇室又自称其祖出自陇西李氏且以此为荣。高宗时代，依旧打压世家大族，并以法律的形式颁布禁婚诏：“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等子孙，不得自为婚姻。”
结果依旧不如意，不但不能禁止他们互相为婚，反倒在无形中增加了这些大族的资本：“其后天下衰宗落谱，昭穆所不齿者，皆称‘禁婚家’，益自贵。”
他们不仅蔑视诸姓，即使皇室也不能入其眼。唐文宗时，皇帝向宰相郑覃求婚，希望郑覃能把孙女嫁给皇太子，但郑覃宁可把孙女嫁给时为九品官的崔某。为此文宗无语：“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即使是到了文宗时代的晚唐，人们的门阀观念不仅没有减弱，相反更为严重。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盛唐时，“五姓”在朝廷上并无绝对优势。原因一是，当时建唐的功勋——“关陇军事集团”仍有很大势力；二是皇帝有意压制；三是大力推行的科举考试制度导致不少庶族朝臣出现，而当时“五姓”多以门荫入仕，不适应且不接受科举考试这种新的出仕方式；四是寒门出身的朝廷权臣的嫉恨（如武周时宰相许敬宗和李义府所为）。但“安史之乱”后，唐朝政治中枢进行了重建，“五姓”借助于科举制度而重新抬头，比如荥阳郑氏，盛唐时为宰相者难寻身影，而自中唐开始，连续出现了十多位宰相和重臣，遂有“郑半朝”之说；又如清河崔氏，有唐一代，其支房南祖房、清河大房、清河小房、青州房共10人出任宰相，“安史之乱”前任宰相的仅有2人，事变后进入中唐，则陆续有8人为宰相。
世家大族之所以重新崛起，与掌握了科举权有密切关系，再有就是在适应了科举考试制度后，世家大族深厚的家风与知识传统使他们在考试中占有特别的优势。如范阳卢氏，有唐一代尤其是自中唐起，中进士者超过百人，这一数量令人惊异。要知道，唐朝时科举考试中的进士考试是最难的，录取人数又少，卢氏能有此成绩，自是借助于家风与知识之厚。但高门大族中亦有始终蔑视科考制度而秉持中古贵族观念的，比如以荫入仕的宰相赵郡李德裕和荥阳郑覃，李德裕“耻与诸生从乡赋，不喜科试”、“尤恶进士”，荥阳郑覃更是建议废除进士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