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考取的是华北地区一所着名警校，因为我二叔是警察，我从小耳濡目染，觉得他特威风，能够锄强扶弱，抱打不平。
所以便报了警校。
如果上天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可能会考虑一下是否还要报警校。
时光不能倒流，豆角必须炖熟。
我万万没想到，做一个有良知的警察，会这么难，难于上青天。
尤其独立于社会之后，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再也没有大人可依靠，甚至父母都要依靠你时，那种压力，无以言表。
人，总是这样，儿时，希望长大，长大后，却怀念儿时。
人这一辈子，其实挺苦的。
成年人的无奈，只有成年人知道。
我永远忘不了，一个汉子因为患了帕金森，右手不停地抖动，起初他还很乐观，说自己这是“百步神拳无影掌”，后来他崩溃了，撑不下去了。
跳楼自杀。
邻居报了警，我第一个到达现场。
我紧紧抱着他。
四十多岁的汉子流泪了，对我说了人生最后一句话：“人间太苦，下辈子，不来了。”
说完，撒手人寰。
我抱着他的尸体，仰天纵泪，我认识他，他是我小学同学的父亲。
多年的从警经历，告诉我一个真理：再苦再累，也要撑下去。
今天苦，明天更苦，后天就可以看到希望，可惜，有些人选择死在明天晚上，根本看不到后天的太阳。
人生就是这样，看似前途无亮，突然柳暗花明。
自杀并不能改变任何事情，只会留给家人一辈子哀伤。
他的儿子后半生都抬不起头，每次喝多了酒，大哭不止：“如果当时我能够多陪陪我爸爸，也许他就不会走。”
我只能拍拍他的肩膀：“过去的事，不提了。”
我上高中时，是孩子王，哥们儿弟兄一大帮。
那时，幸亏有我二叔罩着，否则我肯定经常挨揍。
觉得自己会武，七个不服，八个不忿，一百二个不含糊。
时值九十年代中期，国企改革，古惑仔电影流行，社会上的小痞子经常跑到学校里折腾，有时勾搭女学生，有时敲诈男生的钱。
他们总是不期而至，夜里跑到我们宿舍，一边抽烟，一边吹牛皮。
狂侃社会大事，纵论国际风云，似乎每个人都是治国良才、宰相之造，还总往自己脸上贴金，说有多少女生喜欢他，为他打得不可开交。
我听得想吐。
某晚，我身体不适，中暑了，没去上晚自习，自己在宿舍点着蜡看书。
突然进来两个痞子，一个叫“军哥”，一个叫“慢哥”。
一个像猪头三，一个像知了猴。
咱也不知道他们这名号是怎么来的，“军哥”尚能理解，七十年代出生之人，很多叫“占军”、“胜军”的。
但这个“慢哥”，我实在不知道他“慢”在哪里。
“慢哥”有多动症，总是噌噌地甩头，跟抽筋一样，嘴里还发出“哼哼”的怪声，他应该叫“快哥”才对。
二人见我宿舍里有亮光，料定里面有人，一前一后，走了进来。
军哥瞅了瞅我，一脸坏笑：“看书呢，兄弟？”，
我点点头：“嗯。”
他掏出一根烟，在蜡烛上点燃，猛吸地吸了一口，缓缓吐出：“看书好啊，好好学习，天天打仗！哦，说错了，是天天向上！”
“慢哥”也点上一根烟，两人相互一望，诡笑起来。
我不想搭理他们，兀自看书。
军哥瞥了我一眼：“兄弟，哥饿了，哥还没吃饭呢，你说咋办呢？”
我知道他们要“崩钱”，崩钱，我们当地话，就是敲诈钱财。
我说：“哥，我也没余粮了，还等着家里接济呢！”
他一抬手，“啪”地扇了我一巴掌。
我整个腮帮子火辣辣生疼，极度忍耐，心中默念：不能打架，不能打架！
我不是怕挨揍，我是怕打死他们。
慢哥一伸手，薅住我的头发，摇晃我的脑袋：“你能听懂人话不？我们跟你闹呢？把钱和饭票拿出来！”
好吧，食堂有路你不走，茅坑无门你扎进来，自己非要吃屎，我必须喂饱你们。
师父教过擒拿技，一直没实战，面前正是活靶子。
我双手猛地一扣，死死按住慢哥的手背，身子猛地往后一拉，同时低头，双手用力往下一掰，这是一个整劲儿，“咔巴”一声，慢哥的手腕子断了。
他愣了几秒，杀猪一般嚎叫：“我手断了！我手断了！弄死他！”
军哥“噗”地把烟头吐掉，伸手就要掐我脖子。
我一歪脑袋躲了过去，挥手把床头的蜡烛打翻，屋内一片漆黑。
这两个傻子正摸东摸西，我撩起被子，盖在军哥脑袋上，抡起拳头来就打。
师父说过，盖上被子打人，不见血，但有内伤。
而且把对方屎踹出来，不会溅一身。
连踢带打几十秒，调头就跑。
冲出宿舍，直奔教务处，进门就对教导主任大喊：“张主任，有痞子进了宿舍，抢钱！”
道貌岸然的张主任强作镇定：“别慌！把体育老师叫来！”
那时外面的人来学校闹事，都是体育老师顶在前面，很快教导主任从校园大喇叭上喊话，四个体育老师火速赶来，等我们回到宿舍，那两个家伙已经翻墙逃跑了。
我知道此事没完，他们一定会报复我。
那段时间，我时常把一根钢管藏在袖子里，课间上厕所带在身上，以防他们突然蹿出来袭击我。
后来，这两个痞子通过校园里的痞子传过话来：“卸他一条胳膊！”
卸我一条胳膊？
这个“卸”字用得好，很有江湖味道。
我这才晓得，军哥和慢哥，一个在火车站给托运公司扛大包，一个在蜂窝煤厂打蜂窝煤，都是街上混的，主要流连场所就是火车站、台球厅、录像厅。
这两人都是不入流的小痞子，他们上面还有一个大痞子坐庄，人称“四哥”。
“四哥”当过兵，“脚底下干净”，形容此人身手好，打架不拖泥带水。
退伍后在火车站一带开饭店，名号响当当，属于“母牛趴在灯泡上——牛皮哄哄放光芒”那一类。
“四哥”还有一个表弟，叫“钳子”。
我一听这个名字，还以为是个汽车维修工，或者搞电气焊的。
其实人家是散打教练，县城第一家拳馆就是他开的，当年在沧州举行的“全国金头盔散打争霸赛”，“钳子”带着弟子出征，拿过名次。
我感觉这次是捅了马蜂窝了，应付不了，只得向二叔求救。
我一般不愿意麻烦他，他很忙，是片警，在工商银行家属楼一带负责，东家长了、李家短了、王二麻子偷了驴夹板了，每天有一堆事等着他。
我硬着头皮去了他家，他还没下班，二婶在家，笑脸相迎：“小山，快来，这么多天都不来家里吃饭，昨天你二叔还絮叨你呢！”
我二婶很漂亮，也很温柔，二婶一笑，如沐春风，我曾在心里盘算，将来也娶个像二婶这么贤惠的媳妇。
每次在她面前，我都很局促，尤其二叔不在家时，我有点放不开。
她给我削苹果，沏茶水，打开电视机，让我看录像。
那时还没有光盘，都是盒式录像带，那天二婶找了一盘，推了进去，影片播放了，是李小龙主演的《唐山大兄》。
我非常高兴，自幼喜欢功夫片，尤其是李小龙的，百看不厌。
但我忘了《唐山大兄》里有个镜头，是一个女的全裸。
当这个画面出现时，我和二婶正并排着坐在沙发上观看，我的脸都涨红了，目光无处安放。
二婶也感觉到尴尬了，起身走进厨房：“我去给你切西瓜！”
我鼻子上的汗都冒出来了，此刻二叔一推门进来了：“哟？小皮球来啦？”
二叔经常欺负我，给我起了个外号——小皮球。
我就纳闷了，皮球是圆的，我又不胖，为啥叫我小皮球？
二叔总是笑着说：“神似，每次看到你，我就想到皮球，哈哈哈哈！”
我对二叔复述了宿舍打架的事情，二叔反复确认当时的情况：“到底是不是对方先动手？”
我坚定地回答：“是！”
二叔点点头：“别怕，咱这是正当防卫！”
我苦笑一声：“痞子还讲法吗？他们肯定会卸我一条胳膊！”
二叔一拍桌子：“还反了天了？这个社会还没乱到那种程度！明天我去找他们！”
第二天，二叔带着我去找“四哥”。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县城并不大，二叔对街上的痞子早有耳闻，我们直接去了“四哥”的饭店。
“四哥”真名叫杨卫东，在家行四，个头不高，腰杆笔直，精神抖擞。
他不认识我二叔，但他认识警服，瞅了瞅：“什么事儿？”
二叔亮了证件，指着我说：“这是我侄子，之前在学校里上自习，你两个兄弟去敲诈，被我侄子打了，我来和你商量商量，这个事怎么办？”
杨卫东眉头一皱，很纳闷儿：“我两个兄弟？谁啊？”
我说：“一个叫军哥，一个叫慢哥！”
杨卫东听罢一愣，随后大笑：“我说呢！这俩小子前两天找我借钱，说在货运广场摔断了胳膊，去医院看伤，弄了半天，是你小子打的？”
我点点头：“嗯。”
杨卫东笑道：“没事，小兄弟，你回学校上课吧，我来摆平！”
我莫名其妙，看来还是二叔面子太大，杨卫东被吓住了？
后来，我才知道，杨卫东不是传说中的那种混不吝的痞子，他这个人很正派，做事很讲究，之所以被冠以“痞子”的称号，是源于早年一次干架。
当年他退伍后，和两个战友在火车站旁开饭店，专营“火锅鸡”。
生意异常火爆，铁道西的几个痞子感觉买卖都被他抢了，眼红忌妒，有天傍晚，带着一群人来干架。
杨卫东和他两个战友，手持三把铁锹，愣是把对方追出十几里，对方抱头鼠窜，绿胶鞋都跑掉了，散落在街上好几只。
杨卫东一战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