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76年入伍，1979年提干后回家探亲，邻居一位长辈介绍相亲，不料相亲对象和她的父母都把穿着绿军裤，很会说话的司机当成了我，临别时我礼貌的一句话后，对方才知道相错了人，不久我和姑娘成了亲。
我是1958年出生的，在家里排行老三，上面两个哥哥，下面两个妹妹，爷爷奶奶加上父母，一大家9口人，在缺吃少穿的五十年代末，我们一家的日子过得十分拮据。
幸好父亲在矿区办公室上班，整天给领导们写材料，我们一家隔一段时间才能见到肉星。
然而，让我最难忘的是72年的春节前，父亲裹着一团雪进了家门，他带回一个大猪头。
之后两天里，父亲先是用烧红的火钳，一点点烧焦猪毛，然后费劲把猪头劈开，放进大锅里大火烧开，慢火炖，几个小时的忙活后，肉冻有了，肉香十足的猪脸肉也有了，在我们记忆里，那个有猪头肉的春节分外香。
然而，这样的日子只有过年时才有，大部分时间我们都靠红薯和玉米面窝头填饱肚子。
一茬茬农村青年，像父辈那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复一日地在田间耕种着他们的日子。
我时常在晚饭后，坐在门前的石头上，望着满天的星星，难道我也这样一辈子？
1975年12月，17岁的我报名参军，然而，眼科视力检查时，有一个图案标准选择应该是牛，而我怎么看都是鸡，是只有头有尾的大公鸡。
眼科医生和我大姑家是邻居，大姑是矿务局机关的一名处长，这位邻居认识我。他说你仔细看一下会不会是牛。体检前，医生知道我们家人多负担重，能当上兵也是个不错的出路。医生的话提醒了我，我顺势说是牛，眼科这一关过了，其他科也没发现问题。
月底，我们坐着车厢底部铺满稻草的闷罐子列车，到了豫南大山之中的一个仓库。这里山连着山，四周还有几个仓库，我们的仓库主任还是副师级的领导干部，亲历过抗美援朝战争，比我们的县长官还大。
新兵训练结束后，我被分到了仓库保管队，后来我才知道，保管队是仓库负责业务工作的主力，能进到保管队，起码学历要高，办事认真不马虎。
但是，他们是如何知道新兵的学历和作风呢，对了，作风还好说，通过日常训练和思想教育都能看出来，学历就要看真本事了，新兵中有的人说是初中毕业，可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有的新兵写的字像树枝，小学都不一定上过。
哦，我想起来了，新兵训练结束时，连长让我们每个人写一份训练总结，我认真写了两页纸，也许正是这两页纸，他们看出来我有点文化底子吧。
在队里，我们天天跟着保管队助理员（保管队的干部，主管仓库管理业务）和保管班长们，在浩大的仓库里，天天熟悉仓储器材的种类、品名、数量、存放垛位等等，上级要求人人会背这些。
更让人惊奇的是，队长要求我们“一摸准”，就是蒙上眼睛，在桌子上摆上一排大小不一、种类不一的器材，仅凭手感，在2秒内说出具体的名称、存放数量和位置及存放环境等要求……
在保管员大比武中，我虚心学习，白天晚上钻在库房里对着账本熟悉器材，然后关上灯、蒙上眼去摸，一个月后，我能准确摸出我分管的两座仓库内，库存的数百种装备器材的相关技术参数，并在大比武中获得第一名的好成绩。
然而，仅纸上谈兵还不够，在76年几次战备器材突击发运和入库的任务中，我在自己分管的库房里3天4夜，吃住都在操作间，圆满完成了上千吨装备器材的出入库登记业务，又驾驶叉车和航吊，一件件地精细摆放，经常通宵达旦，受到跟班作业的保管队、业务处和仓库领导的点名表扬。
每一点成绩的背后，都烙印着无数个日夜的勤奋和努力。
连续两年，我都被评为仓库优秀保管员、总部的红旗库保管员称号，1977年荣立三等功，1978年光荣提干，为保管队正排级助理员，行政23级，工资62元（仓库补贴10元）。
那一年，仓库和我一起提干的有3名战士，有2名保管队骨干，1名炊事员。而在提干之前，我们都参加了5个月的总部预提干部集训，集训结束回到仓库，军需助理员给我们3人发放了4个兜的干部服装和军官皮鞋。
但是，干部服装发下来后，我还是没好意思穿，总觉得没原来的战士服装穿着顺溜。
没想到第二天上班后，队长一看我还是穿着战士那身服装，就批评我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你的提干命令宣布了，就是干部，干部就应该穿干部服装，多少人想穿还穿不上呢。你快回去换上再来上班吧！
我匆匆返回自己刚分的单身公寓，换上干部服装，感觉有点别扭，但还是赶快回到队办公室，这时队长把早已腾出来的一个旧的两头沉办公桌交给了我：方助理，以后你就在这儿办公，桌上的算盘都归你了！
当了干部，在机关食堂就餐，当月我购买了22元的餐票，机关灶管理员说，根据规定，你们几个新提干部以后吃饭要买餐票，凭票就餐。我62元工资，每月吃22元（仓库给每名干部就餐补贴7元），还能剩下40元。
1979年，我提干的第二年，根据规定我可以休探亲假20天，我办完休假手续后匆匆回到了家里。这是我当兵4年来第二次探亲，头一次是奶奶去世我请假奔丧，这一次意义大不同，是我当干部之后的头一次回家。
当我穿着干部服出现在村里时，引来了邻居们的围观和羡慕，尤其是半大的男孩子们，摸着我的军装爱不释手。
晚上，我吃过晚饭正在和爷爷、母亲说话，五、六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子拥到我家。一个邻居小弟对我说，建民哥，我们想穿穿你的绿军装，我还没说话，我小弟就嚷嚷道，我哥的服装不能随便穿，况且你们拎不起来，一看我们家不让，几个小孩没趣地离开了，我忙给他们塞了几块糖安慰他们。
七、八十年代，人们格外喜欢红领章、五角星，祖国处处军装绿。
我探家的消息在村里传开了，邻居兰霞婶来到我家，和我妈说，你家建民也当干部了，多排场啊，我娘家姐夫的二妹，在公社烟叶收购站上班，人长得像画一样，如花似玉，配得上你家建民。建民在家时间短，赶快让他们见见吧。
第二天，父亲从矿区回来，看到我一身军装，他的眼睛里都闪着亮光。听说有人给我说媒，父亲问我啥意见，我忙说听你们的，这时父亲忙说，区办公室的司机送我回来还没走，趁着这个机会，让人家送你们去女方家，和姑娘见一面吧。
爷爷和母亲一听是这个理，省得跑路了，于是，匆匆叫上兰霞婶一起坐着车，一个多小时后到了女方家。临出门时，我匆匆换上了便装。我不想穿着军装去相亲，不管中与不中，都觉得不妥。
女方家并不知道我们要来，兰霞婶进屋后和女方父母一说我来了，便走到门外迎接我们，我们几个人便都走进了女方家的堂屋。
这样的场合，我感到浑身不自在，也不知道说些什么，便坐在凳子上很少说话。而这家姑娘临时有事外出不在，她父母也不认识我，我们寒暄一会儿后便有点冷场。
这时，送我们过来的司机主动打破局面，和姑娘父母亲聊起了天，说得还挺投机，而我则静静地坐在屋子一角，看着他们说话。
不一会儿，姑娘进屋了，这阵势她也有点蒙，看到她的父母和司机聊着天，也以为司机是我，竟也坐到了司机的对面。
更奇巧的是，那天我穿着的是便装，反倒是这个司机穿了一条当时流行的绿军裤，人显得很精干，而兰霞婶已提前和有女方家说我是军队干部，女方家和司机相谈甚是融洽。
大约坐了半个小时，我和兰霞婶说，今天到这吧，要不我们先走吧，这时我们都站起了身，姑娘和她的父母错愕地看着我和司机，他们一直认为我是开车的。
这时，兰霞婶一把拉过我，指着我说，建民过几天就要回部队了，先让你家姑娘和建民留下联系方式，以后写信再联系吧。
这时，我看到姑娘一家有点尴尬，显然，他们没想到，陪他们聊天甚欢的竟然是司机，而真正的相亲对象竟是坐在一边话不多的我。
随后，我和姑娘到里屋，分别写下自己的姓名和通信地址，之后我们一群人离开了女方家。
也许，这次被错认的相亲本该没了下文，但是竟然一路绿灯：我和对象两地书写了3年，1982年我们结婚了，之后是近二十年的军地两地分居，至今相伴了四十多年。
我和妻子，缘始于被错认的遇见，但情产生于几十年的陪伴。
人最幸福的事，莫过于有温馨的家可回，有人有一盏灯为你守候，而这只和那个对的人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