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刺客传》后
作者：【宋】王安石
曹沫[1]将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时可也。予独怪智伯国士豫让[2]，岂顾不用其策耶？让诚国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晋，救智伯之亡，一死区区，尚足校[3]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聂政[4]售于严仲子，荆轲[5]豢于燕太子丹。此两人者，污隐困约[6]之时，自贵其身，不妄愿知，亦曰有待焉。彼挟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注释：
[1]曹沫：鲁国人，以勇力事鲁庄公。齐师伐鲁，曹沫为将，三战三败，鲁献遂邑以求和。鲁与齐盟于柯，曹沫执匕首劫持齐桓公，桓公乃许尽归鲁之侵地。桓公欲背其约，管仲曰：“不可！夫贪小利以自快，弃信于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与之！”于是桓公乃割鲁侵地，曹沫三战所亡地，尽复于鲁。见《史记·刺客列传》。[2]豫让：晋国人，初事范氏及中行氏，无所知名，去而事智伯，甚见尊宠。后智伯为赵襄子所灭，豫让谋刺襄子不果，为襄子所获，释之。豫让漆身为癞，吞炭为哑，毁其形状，不可复识，又欲刺杀襄子，复为襄子所获。豫让要求砍击襄子外衣以报智伯，襄子许之，以衣与让，让拔剑三跃而击之，遂伏剑自杀。见《史记·刺客列传》。[3]校：较量、抗衡。[4]聂政：韩国人，杀人避仇，至齐以屠为事。韩卿严仲子与韩相侠累有仇恨，到处寻求可以为他报仇的人。闻聂政勇敢，厚礼下交，奉黄金百镒为政母寿，政以母在不许。母死，政独行仗剑至韩刺杀侠累，并击杀其左右数十人，最后自剖面抉目屠肠而死。见《史记·刺客列传》。[5]荆轲：齐国人，徙于卫，卫人谓之庆卿；后至燕，燕人谓之荆卿。燕太子丹厚遇之，尊之为上卿，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欲令其劫持秦王嬴政，悉反诸侯侵地，如不可，因而刺杀之。轲请樊於期首，怀匕首及燕督亢地图献秦王，图穷而匕首见，刺秦王，不中，为嬴政所杀。见《史记·刺客列传》。[6]污隐困约：社会地位低下，生活贫困。污，下也。《荀子·非相》：“不免埤污佣俗。”隐，贫穷。《荀子·宥坐》：“奚居之隐也？”约，穷困。《论语·里仁》：“不可以久处约。”
赏析：
《书〈刺客传〉后》这篇短文，只有一百二十四字，但议论风发，恣肆跌宕，充分表达了王安石敢于冲破传统观念的胆识和鞭辟入里的笔力。
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中最后有几句话说：“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但是王安石却不敢苟同，提出了疑义，言之有理，持之有故，这就不能不使读者为之耳目一新了。
除了专诸，王安石逐个评论了其他四人。（盖专诸刺吴王僚与聂政刺韩相侠累之得手，其事大同小异，故略而不论。）先评论曹沫。文章单刀直入，首先指出曹沫是“亡人之城”的败军之将。他劫持天下盟主齐桓公之所以得逞，这是由于管仲认为“夫贪小利以自快，弃信于诸侯，失天下之援”，因而使齐桓公答应归还侵占鲁国的土地。这当然离不开当时的具体条件，也就是说，只能得逞于此时此地，“一时”则可，时时则不可。后来燕太子丹、荆轲又想用这一手，结果荆轲反被嬴政所杀，就足以充分说明这一点。秦王嬴政绝非齐桓公之伦，即使劫持嬴政成功，虎狼之秦，也绝不会遵守什么诺言的。文章对曹沫之为将，先予以否定，而对劫持齐桓公之得手，则着重阐明劫持之所以成功的具体条件，不在于肯定劫持这一手段。其意在贬而不在褒，是很明显的。
对于豫让，先劈头提出质疑，起得突兀，更加发人深思。在司马迁充满感情色彩的叙述中，豫让是一位“士为知己者死”的典型人物。但是王安石却别具慧眼，独怪这位“国士”怎么反而不运用他的策略呢？“让诚国士也”，这是欲抑先扬之笔，紧接着折笔回锋，直斥豫让并不能预先为之出谋画策，救智伯之亡，最终只献出了自己无足轻重的生命，这还能够得上和人家较量、对抗吗？这一透辟的分析，就使“国士”这个称号显得黯淡无光了。“独怪”的“怪”，自然怪得有理有据。重抑之后，又继之以轻扬：“其亦不欺其意（《史记》作“不欺其志”）者也”，真是一波三折，极为劲峭。
对于聂政、荆轲则合而论之，与前者笔法迥然不同，显得摇曳多姿。聂政刺杀韩相侠累成功，荆轲刺杀秦王嬴政失败，这是不同点；但聂政为严仲子所收买，而荆轲为燕太子丹所豢养，却有相同之处。这“售”、“豢”二字，既是相提并论的黏合点，也是着重贬抑的主要依据。重贬之后，又继之以轻扬，接着指出这两人都处在社会地位低下贫困之时，他们能够“自贵其身，不妄愿知，亦曰有待焉”。一张一弛之间，笔势由严峻又趋于缓和了。可是，一个“待”字，却在曲波回澜中又激起了更为陡峭的浪头。王安石最后终于堂而皇之地举出“道德”的大纛，这就使司马迁所谓的“名垂后世，岂妄也哉”的结论从根本上摇摇欲坠了。那些怀着道德以待为世所用的人，比那些蓄有阴谋以待为人所用的人怎么样呢？鲜明的对比，真有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了。文章紧扣住“待”字，以高屋建瓴之势，囊括了全文，赫然展示了主旨。妙在以反问句让读者自己去作结论，显得理直气壮而不武断，使人不能不为之首肯。如此结尾，真可以称之为笔有扛鼎之力。
王安石是文学家，更是政治家，他具有深刻犀利的分析能力和非同一般的见解。他不赞成以谋杀手段解决政治问题，认为真正的“国士”应该是有道德、有经邦济世才略的人。这一认识，至今依然闪耀着理智的火花。王安石对战国时代养士之风，也是持否定态度的（见《读孟尝君传》），这与他写这篇短文的思想基础是完全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