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忱还没有回京，而朱祁镇的脑袋里早已经储存了N个政策想要和这位理财专家商量了。上一世的朱祁镇去土木堡之前，国家财政就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经济问题就是大明的顽疾。一直伴随着这个庞大帝国从生到死。
而祸根就源于开国之初，朱元璋把“白银”从流通货币的序列中给剔除。洪武八年朝廷发行“大明宝钞”，大力推行纸币，朱老大天真的认为，经济市场会按他的要求，执行以宝钞为主铜钱为辅的货币政策。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没有贵金属的兜底，印出来的“大明宝钞”就是一堆废纸。百姓不是傻子，“大明宝钞”除了造成明初全国疯狂的通货膨胀，就没有产生过任何一点正向的价值。所以无论朝廷如何制定刑罚，“大明宝钞”都无法很好的执行。
再加上铜矿的稀缺，造成明初铜的价值也远远超过了铜币本身的价值。
同样一斤铜，制成“洪武通宝”只能买三头牛，但是直接用一斤铜锭却可以换回五头牛，老百姓又不傻，把铜币熔成铜锭就能提高价值，那么谁还会傻傻的去用铜币呢。把铜币熔炼成铜锭存在家里坐等涨价不好吗。
由于货币的缺乏，导致明初的经济贸易一下子退回到了以物易物的石器时代。
到了朱老四，又是北征蒙古又是南下西洋，每一项都是花钱的事情。郑和七下西洋，去西洋各国做贸易的时候，指望三宝太监用兜里厚厚的一沓“大明宝钞”，就能把别人的货物给“买”过来吗？我觉得与其这样，还不如直接抢，至少还不带侮辱性。
所以到了永乐年间，白银表面上还属于非法货币，但是实际上无论是对内的赏赐，还是对外的贸易，都已经开始大量的使用白银。而朱老四这种狠人中的王者也是简单粗暴，既然国家缺白银，那就把全国银矿都收归国有。
浙江南部、福建北部，这些山区的百姓本就不以农耕为主要的经济来源，这样一搞，完全就是断了大家的活路。所以偷偷私采白银的事情屡屡发生。
比狠人还多一点的狼人朱棣，当然不可能放任不管。朝廷下达了各种刑罚来严惩私自采矿。然而就如同当初管仲在齐国实行盐、铁专营开始，两千年来私盐贩卖就一直没有被禁止过。
四百年后的欧罗巴州思想家马子曰：“三倍的利润，商人就敢冒杀头的风险。”这句话就完美的诠释了市场的规律。银矿就摆在那，凭什么不让挖。渐渐的大量的流民，涌入浙江、福建、江西交接地区的崇山峻岭中，盗采银矿。
而地方官吏也拿这些盗采组织毫无办法，既然解决不了问题，那就当没有发现。这样一种奇怪的平衡就此达成，一切都基于大明开国以来制定的这个畸形的货币制度。
这种平衡一直维护到了正统七年，经过三次南征麓川的战争，大明的财政早已枯竭，为了维护高昂的军费开销，朝廷开始对银矿地区的盗采组织开始清理。正应了思想家马子的那句话，浙江、福建就此爆发了祸害东南六年之久的：叶宗留、邓茂七大起义。
又是一个前任埋的雷，在正统朝炸响的经典案例。
“白银”问题算是朱元璋给子孙埋下的一颗大雷，那么海禁就是朱老大给子孙挖开的一个大坑吧。
唐宋时期的海上贸易就已经十分的活跃，但是大家要知道，当人类的第一条船下水的时候，就同时诞生了两个新职业，一个是渔民，一个是海盗。海上的贸易有商船，就一定有专门抢劫商船的海盗。
商队要想不被海盗劫掠，那么就要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当时海上的武装力量，并不足以对一个以大陆为中心的皇权帝国产生多大的威胁。然而，朱老大在南方创业的时候，东面主要的对手便是包邮区的张士诚和福建的方国珍。
两人战败后，总有那么几个不服气的手下逃走了。东南沿海地区，除了逃到海上，也没其他地方可去。渐渐的这些反明势力就汇合成了一支复杂而又庞大的队伍，明初的倭寇之乱中，就大量的充斥着这些人的影子。
对于沿海的百姓而言靠海吃海，祖祖辈辈都是下海谋生，现在朝廷一句话：寸板不许下海。难道就能打破数百年来，沿海百姓的生活习惯吗？让沿海的百姓去种地，问题那里多是山区，也不适合耕作呀。
既然明面上不行，那大家就只有在暗地里玩了。明初朱元璋在沿海设立卫所实行海禁，然而就在洪武朝，私人海外贸易也依然活跃。本来正常的海外贸易，在海禁的政策下，就变成了走私。
走私不需要给朝廷交纳赋税，这反而还吸引了诸多百姓和地主豪强的加入，同时加速了沿海地区官员和军队的腐败。又一次印证思想家马子的那句话，高额的利润，使大家不惧死亡的威胁。
那么这时的海上还有好人吗？要么是反明势力，要么是走私团伙。就算大家见面了，我给你透露一下大明沿海的情报，你给我充当一下船队的保镖，大家其乐融融，好不快乐。受损失的只有大明朝廷。
这些百姓的自发行为，就是历史的潮流。强如朱元璋、朱棣这等虎狼狠人，也无法改变历史潮流的流向。只有顺义民意，国家才能茁壮的发展。上一世的朱祁镇不明白这个道理，但是他看到了问题所在。
作为开着外挂的重生之人，朱祁镇仿佛已经找到了解决帝国顽疾的人，就是他朝思暮想的周忱。朱祁镇已经在宫中准备好了小本本，他相信内心的一切疑惑，周忱都能为他解答。
如果朱祁镇有幸能见到另一位四百年后欧罗巴洲的政治家、军事家俾子，他心中的所有疑惑可能早就解开了。因为俾子曰：国家是时间河流上的帆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