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宁这个年号太有针对性了，这让帮着赵佶争下皇位的向太后很是不满。
向太后一心以为，自己看重的那个乖巧、谦顺而且对她极为孝顺的端王，在即位之后，一定会听从她的劝导，要将章惇这些新党干将尽数逐出朝堂，停止新党那一套乱七八糟的政策，让大宋王朝回归安定、平和、稳妥的政风。
所以，她尽管在交出了听政大权时有点心存不甘，但也没有什么犹豫。只是，一转眼，这新皇帝就抛出了个崇宁的新年号来！
崇宁，这不就是赤裸裸地表示要崇尚熙宁变法吗？这与前面他那个皇帝哥哥亲政后弄的绍圣还有什么区别？
的确没区别！
因为在赵挺之的撺掇下，朝中开始再次倡议“绍述”了。
更重要的是，自从即位之后，或许皇帝真的是忙得团团转，就再也不会像从前那样天天会过来请安听教了。
遭此打击的老太后，此时再想起那个下落不明的皇孙，竟然一病不起，就在崇宁元年的腊月里驾崩，年五十六岁。谥曰钦圣宪肃。陪葬永裕陵，附太庙神宗室。
向太后的驾崩，更是帮蔡京清除了一个比较麻烦的对手：曾布。
皇太后去世，同样需要位高权重的宰相担任山陵使，而前面哲宗皇帝的山陵使是章惇，现在向太后的山陵使则旁无责贷地落到了曾布的头上，你还不能叫屈，给皇太后做山陵使，这可是朝廷给予的莫大荣誉啊！
之前，哲宗皇帝的山陵使章惇，在兢兢业业地完成了手头所有的工作之后，不出意外地接到各种弹劾，最终被罢免了特进，并出京贬为知越州。
守候多时的蔡京在顺利迁为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时，却对于本来要提拔曾布为右相的承诺翻了脸：不好意思，皇太后薨了，只能麻烦您了。
眼下同样尽心尽力操劳着向太后丧葬一事的曾布来说，可谓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如今他的身份，令已经近在眼前的右仆射之位几无可能。
而中书侍郎一职，却落在了如今与蔡京沆瀣一气的赵挺之身上。
此时的赵佶，得益于此前哲宗皇帝已经实施了两年多的中间路线，又因向太后及时去世，他地朝堂之中的权力迅速地得以稳固，于是便任由蔡京、赵挺之开始肆意大搞斗争。
在蔡京的授意下，赵挺之大力主张的绍述，表面上看应该是恢复施行各种新法新政，但实质上的真实内容却是在整人。
蔡京告诉赵佶，事在人为，好事是好人做，坏事便是坏人为。要想做成太平盛世之事，首先就得清除掉奷人奷党，在位的要拉下位来、在朝的要逐出朝堂、已贬的永不录用、甚至他们的子孙也要戴上奸党的头衔，永久地钉在耻辱柱上。
崇宁二年四月，一块由蔡大书法家亲手题写的《元佑党籍碑》横空出世。
虽然相对于真实的历史时空，赵佶的继位晚了整整一年半，但是这块臭名昭着的石碑居然却提早问世了！
元佑党籍碑的荒唐之处就在于，虽然它明明白白地冠以“元佑党”的名头，但在蔡京的刻意研拟之下，里面的人竟然会有三类：
一类应该是公认的元佑党人，即以司马光、文彦博为代表，并包括了范纯仁、?苏轼、秦观、黄庭坚等人，这些人既在政治观点上与蔡京等人格格不入，也有着鲜明的旧党身份特征，列名在碑上，并不意外。
另一类则是新旧党派倾向不太分明，哪怕是还会相对偏向于新党的，依旧还是被毫不留情地列入，比如说：鲁君贶、王古、刘昱、徐常、吕仲甫等人。
然后最令人难以理解的就是，一大批铁杆的新党骨干也被列入：如李清臣、曾布、安焘、陆佃、黄履、张商英、蒋之奇、郭知章、叶祖洽、张商英……。当然，他们与前面两类人都有一个共性：蔡京不喜欢！
最后最突出的列了三个注明“为臣不忠”的人名：王珪、章惇、秦刚。大约应该是意指此三人越权参与君王废立之事意。
到这里也就基本清楚：元佑就是一个筐，凡是蔡宰相看不顺眼的人，都可以往这里装！
元佑党人，说白了，就是蔡京想打击的各路党人：
司马光党要打！这是崇宁绍述的本义，其实这帮人早就在绍圣、元符年间就被章惇打得没什么气息了，不过是再去多踩几脚罢了；
苏轼的蜀党要打！是谁害得他蔡元长在建中靖国时仓皇出京的？就是这个死老坡，不过这老头自废武功，掌权时没把弟子们调回来，那现在就索性再统统打倒；
王安石一党也要打！一说新法就要提这个早就不在的领袖，这令蔡京感到极其地不爽：有王安石就没有他，所以即使是自己亲弟弟蔡卞，算是王安石的亲传弟子加女婿，若不是此时便有点心灰意冷并偃旗息鼓，被他大义灭亲也不是没有可能。
章惇一党更要打，盘踞朝堂这么些年，不清除不为快！
秦刚一党必打，最后惊险一关，若不是自己布局高超，甚至都会功亏一篑！
当然，算不算要被打击的各路党人，最终的定义权还是在他们这一帮人的手里。
比如在这块石碑之上，所谓的秦刚之党，就只有他一人之名，像李纲、黄友、金宇这些人，如果说是地位还不够格，而赵驷也没列其中，其实还是多亏了胡衍的运作。
胡衍当初打着关心大哥秦刚失踪一事的名义出现在了京城，结果在新君登基、蔡京复相、朝堂动荡等等一系列大事发生之后，他却居然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一飞冲天，直至进入“崇宁绍述”的最核心机构讲议司里，对外，他已成为朝堂之中炙手可热的政治新星，热门程度，不亚于他的大哥秦刚当年。
对内，也就是对于大哥的这些追随者们，他的说法就是：他不忍心大哥的政治遗产被不相关的外人夺走，而是明着与蔡京他们达成一定程度的妥协、暗着却是想尽一切办法帮助大哥要保护原来能够庇护的大家不受太大的影响。
“之前都靠大哥护佑的诸事，请大家相信我胡衍，由我来想尽办法一应周旋！”
实际上，胡衍从高俅升职一事中，认为自己已经看明白了此时天下的官场真谛：什么规章法度？什么故事惯例？这些东西在皇权面前，屁都不是！
皇帝一言九鼎，宰执就算是权势滔天，却依旧顶不过皇帝的一句话。
大宋之前的皇帝，都还是在太过于迂腐，诸如仁宗、还有之前的哲宗，对宰执们太客气。而当下的这位新天子，胡衍却是看得很明白，他不在意的事情随便你！但是在意的事情，你则必须要不折不扣地帮他完成。
即使是权势如同蔡京，也是一个样子！
所以，既然他已经成功地接近、并获得了当今新天子的初步信任。在接下来的余生中，他唯一可以参照并围绕的中心，便就只是赵佶了。
再来看心满意足的赵佶。
当初他想要做皇帝最大的动力就是：皇帝有花不完的财富与金钱。
而在他即位之初，还来不及等到新任入内省都都知童贯回来，就令杨戬带着他巡视检阅了一趟已经丰足无比的内藏库库藏。
前面说过，内藏库原本是太祖皇帝设定的封桩库，意思用这里单独存下来的钱，要么去向北辽赎买幽云十八州，要么用这笔去犒赏打回来这些地方的将领。只是到了太宗皇帝时改名为内藏库，之后便慢慢变成了皇帝的私人金库。
可惜，当朝廷缺钱之时，大臣们是不会放过这个库藏的。从仁宗开始，财政吃紧，大臣们天天哭穷说没钱，仁宗又是个软心肠，大臣们一哭他就给钱，直到神宗即位时，内藏库基本上就空了。
还是亏了王安石变法，内藏库里又重新有了钱，再加上哲宗的绍圣绍述，秦刚为他进行的南洋开边，今天的内藏库，不仅完全可以支撑得起灭了西夏、打回幽州。甚至在当时的大管家梁从政都表示过，这是一笔两三百年都花不完的巨大财富。
看得心满意足的赵佶却没高兴过几天，就被朝廷上下、纷至沓来的种种开支申请搅动得坐立不安。
这也难怪，如今的朝廷也算是一个多事之秋：
前任哲宗皇帝的丧葬大事简单不了，要多花钱；自己的登基大典一定不能敷衍，得多花钱；转而便是向太后的丧葬大事一样重要，还得多花钱；
旧臣老臣虽然看着他们没什么用，但是让他们闭嘴安份，也得要给他们赏赐花钱；宗室子弟还有自己的一些皇兄皇弟都得安抚，种种赏赐封号也得要花钱；那么多新晋心腹跟着自己出生入死，这时必须兑现奖赏，那更是少不了要花钱；做了皇帝身边的女人可不能缺少，得赶紧晋选美人婕妤册封妃嫔们，又要各种地花钱……
还不消说吏部不断上报的官俸开支、枢密院递交的军饷发放、工部屡屡申报治河水利不可再拖延的开支、礼部不断接待北辽西夏过来恭贺即位的使者接待费用……
刚刚坐上龙椅的赵佶就发现：这个皇帝还真不是太好做，照着眼前这个样子花起钱来，这内藏库就算是再富足，那也很快就要花光的啊！
怎么办？赵佶怕露丑，没有去召集宰执们讨论，而是叫来的高俅与胡衍给他出主意。
听闻皇帝的担心，胡衍暗道自己的机会来了，他便立即提起了之前东南海事院的两次海外大捷，那可以是当时的朝廷多赚回了快一年的赋税。眼下，东南海事院虽然解散了，但是还是有一个江南市易局啊，如果皇帝能给他一个便宜行事的手谕，他便南下设法对市易局进行改组，别的不说，先把海事局能赚钱的能力恢复起来，在市易商贸这头给皇帝揽金；其次由他去收服沿海水师部队的掌控者赵驷，与他商量商量，看看能不能再找一下可以出海南征的机会，给如今的天子再带回一笔不亚当时的财富。
赵佶一听大喜，于是欣然同意写下了手谕，并再给予了胡衍在江南行事的专用金牌。
胡衍南下，首站便就先去了在明州的沿海水师军营。
东南水师并入了荆湖江浙四路都巡检司之后，虽然改名叫了沿海水师，也划属了宣毅军。但是赵驷却以水师训练等理由，一直在明州保留着军营军寨，都巡检司派来了三个都虞候，表面上是说协助他管理，实际却是想过来分权。但却被他三天两头地带出海去随行训练，直接是晕船呕吐吓回去了两个，剩下的一个看情况不妙，就在军营里整日喝酒不出营帐，以示自己决不惹事触惹赵驷。
胡衍却不需要理会这些，他与赵驷之间，既有着在西北共事的交情，尤其赵驷在青唐之战中受伤，还是他排除万难，将其安全护送回扫秦州，这才得到了及时的救治，算来也可以说是有那么一层的救命之恩。
之后两人在东南海事院里的共事，市舶司负责最大的税收、制置司负责最重要的军队，都算得上是秦刚的左膀右臂，关系更算是当时最能说得上话的两个。
这次过来的胡衍身上，还带着朝廷的重要职务，以及皇帝私下授予的各种特权。
所以，胡衍与赵驷便秘密商谈了一夜。
第二天，赵驷却是一身戎装，亲自陪同着京城讲议司详定官胡衍一路走访视察了沿海水师在明州水营的主要舰只。
众人却是看得明白，这是赵驷对外向胡衍表示忠心的象征。
虽然赵驷军功卓着，并在沿海水师里牢牢掌握着军权，连荆湖江浙四路都巡检司的官员也不放在眼里。但是眼下的胡衍已经获得了进士身份，成了大宋正六品的文官，同时还机缘巧合地顺着蔡京、童贯一线，攀上了新上位的皇帝。
所以像赵驷这样的地方武将官员，重新寻找并绑定了这样的一株大树，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在明州，赵都指挥使却是做了一件让整个东南官场都对他真正刮目相看的事情：
由于此次跟随胡衍过来的，还有朝廷负责落实元佑党籍碑的钦差官员。
元佑党籍碑是蔡京的发明，他不仅将所谓的奸党姓名刻石矗立在京都皇城的文德殿端礼门前，还要求要传谕天下，责令每一府州、每一重要衙门之地都要复刻这块党籍碑，并立于官署或府州学门前，意为要让这些奸党之人臭名昭着于天下。
在钦差官员的督促之下，一块新的元佑党籍碑很快就矗立在了沿海水师营寨正堂的大门旁，立碑的过程，赵都指挥使并未派人阻拦，落成之时，他还专程赶过来观摩，在看完了碑文上的所有名字之后，他却出人意料地从随从手中拿过一支早就准备好的朱笔，笔尖蘸有大红漆料，浓浓地在秦刚的名字右上角点了一笔红点。
众人看着都不知其何意，但是当点完红点的赵都指挥使转过身来后，大家却在他头盔的右上方，看到插了一支极为醒目的红花。
于是，众皆哗然，钦差也看得极为愤怒，但是却也说不出什么：因为此时的宋人插花，已成了流行全天下的时尚潮流。
宋初只有皇帝可以簪花，后来皇帝为示恩宠，开始赐花给大臣，少数功劳卓着的功臣也就有了簪花特权；庆历七年还有诏令规定：众臣获赐花，须戴归私第。于是，在皇帝和大臣们引领下，民间众人纷纷效仿，得不到御赐，也可自赏一朵。
自簪自乐很快成为全民运动，因此在此时，满大街都是男子簪花，连苏轼也有诗云：人老簪花不知羞，花应羞上老人头。
所以，此时的赵驷在头顶插上红花，无可厚非。只是他的这支红花，娇红似火，就如他刚才在那党碑上所点的那只红点一样醒目无比。
于是，谁都知道他的此举是何意思，但谁也不能就此说明他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
很快，水师下面各营的指挥使，开始效仿自己的上司，在各自的头盔一旁插起了红花。甚至包括从都巡检司过来后，一直在水师里找不到存在感的那个都虞候，此时也有点自暴自弃，也跟在后面学着在头冠旁插起红花。
一时间，这种簪花官员很快竟成了明州本地官场中的一景，却令起初有点愤怒、想要就赵驷此举做点文章的两位钦差开始犹豫了。
他们转身去请教胡衍，而胡衍一听，便知这件事既是自己大哥的人格魅力遗留影响，也是赵驷等人以此表达内心深处不服情绪的表现。他稍稍犹豫了一下说道：“地方官员簪花，此为寻常之事。这里的种种情况，先行记下便是，回京之后，本官自会向蔡相公禀明清楚。”
胡衍之所以要把这事揽下，一是他知道此时这是“人心所向”，不宜与众人的情绪正面冲撞；二是他此次来明州已经与赵驷达成了共识，大家大事都谈妥了，根本就没有必要在这种芝麻大的小事上生出不愉快。
再说了，赵驷这样的行为，顶撞的只是蔡京搞出来的新政，他胡衍可犯不着为此事影响到自己的身上。
东南海事院拆分之后，原先的市舶司独立出来，新任的提举市舶司一职却是一个老熟人：原荆湖北路转运判官陈举。
这次的升职，却是得益于他对于朝堂形势的一次准确判断与出击。虽然他在浙北私盐一案中，请教了蔡京之后，断尾求生，通过举报自己的岳父胡宗哲而暂时安稳了两年。但是却一直在观察着可以升迁的机会。
这次，当他看到了赵挺之进入宰执，推行绍述之政，立即抓住了黄庭坚在荆州撰写的《荆南承天院塔记》一文中有“幸灾谤国”的言辞进行弹劾举报。此事在赵挺之的刻意渲染下，引得赵佶震怒，下旨革除了黄庭坚一切职务和功名，流放宜州【注：今属广西河池市】。
此事也与之后蔡京要推行的元佑党籍碑之述求不谋而合。
于是，总是要给陈举这条听话的狗一根肉骨头的，而他也通过这个官职，紧紧地追在了胡衍的身后，自然在接任提举市舶司一职上，得到了胡衍的认可。
而同样名列元佑党籍碑上的苏轼，却丝毫没有将此碑放在心上，他在告别了许昌的弟弟苏辙后，终于回到了他心心念念的宜兴，并走过了他人生最后的一段时光。
这位睿智通达的老人，早已将人世间的纷争、官场上的起伏、未来的所有之事看得无比通透。唯有放心不下的，便只是一位年轻人的下落。
五月，有顺风行加急专报，来人亲自来到苏轼的病榻之前在其耳边亲语：“徐之尚在，塞北待归！”
老人久无光彩的双眼，瞬间迸出了难以描述的光亮，转而哈哈大笑，再叫过了三子苏迈，给他留下了一首至今人们都无法解读清楚的七绝诗句：
“庐山烟雨浙江潮，未至千般恨不消；到得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
随后，一代文豪苏轼病逝，享年六十八岁！比真实历史时空的他多活了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