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战乱、瘟疫与饥荒交织，社会秩序彻底崩溃，人口急剧凋零。有学者估算，当时全国人口可能仅存东汉鼎盛时期的三分之一左右，大片良田沦为“无主荒地”，史书以“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勾勒出那幅触目惊心的末世图景。
然而，田地虽多，真正能下锄耕种的人却少之又少。大量壮丁被军阀强征入伍，家庭失去主要劳动力；侥幸活下来的百姓为求自保，往往不得不投靠豪强地主，沦为私属，丧失独立耕作的身份。
加之各地军阀横征暴敛，税赋沉重到“百姓杀子”的地步，自耕农根本无力承受。即便有零星的流民试图开荒，也缺乏耕牛、农具和基本的安全保障，耕种活动往往刚刚开始便因战火而中断。
正是在这种极端困境下，曹操深刻认识到“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于建安元年采纳枣祗、韩浩等人的建议，大规模推行屯田制。
其中，军屯制度构成了屯田体系的核心，而承担这一任务的士兵便是所谓的“屯田兵”。
他们是一群特殊的职业军人，平日里荷锄种地，战时就拿起兵器上阵，原则是“且耕且守”，生活节奏则遵循“秋冬习战阵，春夏修田桑”。
在编制上，屯田兵以“营”为基本单位，每营六十人，由典农中郎将、屯田都尉等专职官吏负责管理。他们被集中安排在沿边防或战略要地的荒芜土地上，政府提供耕牛、农具和种子，士兵及其家属则承担耕作与戍守的双重职责。
在收益分配上，屯田兵实行分成制：若使用官府的耕牛，收获物的六成归官府，四成归士兵个人；若使用自家耕牛，则官府与个人各得一半。这种分配方式既保证了国家有充足的粮赋，也给了士兵一定的经济激励，使其愿意长期扎根于土地。
成效很快便显现出来，仅许昌周边当年就收获粮食百万斛，曹操的军粮供应从此有了坚实后盾，北方残破的经济也逐步复苏。充足的粮草为曹魏政权的征战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最终帮助曹操逐一击败群雄，统一了北方。
可以说，曹操的屯田兵制度并非寻常意义上的“仁政”，而是一部在乱世中高效运转的战时机器。它以国家强制力将稀缺的劳动力、荒芜的土地和必要的生产资料重新组合，用士兵的集体劳动替代了零散的自耕农生产，从而在最短时间内解决了最紧迫的生存问题。
这一制度不仅奠定了曹魏霸业的物质根基，也为后世提供了战乱时期恢复农业生产的经典范本。
张富作为过来人，太知晓屯田制度在乱世里的作用了，可以说是几乎完美共存兵源、劳力、土地、粮食等的终极制度，他当然也照着在国内颁布下去了。
比如现在的益州，成都内就有五千到八千的军队，这是拱卫都城的，也可以理解为禁军，是由兵部尚书加国舅的吴懿统领，有危险时候会阻止上阵，比如数年前的江州之战，吴懿就带着禁军来到了益州边界处。
但成都毕竟是都城，地处西南，距离现在的天下中心太过遥远，西边几乎没有任何敌人了。这支队伍绝大多数时间都是空闲的，但是也拿着俸禄，那朝廷不可能白养着你们吧？
作为都城的禁军，也不可能说直接给遣散了吧，那有些太不合适了，而且都城禁军的统领，多多少少很多都是官二代们，拖家带口的，若是真给裁了影响比较大。
所以张富在很多年前，就让吴懿、范仲淹、王安石等人在益州实行最初的屯田制度，就是让这些禁军们开始在益州各个荒地里边开垦屯田，成都的禁军也成为了第一批屯田兵，当年也是收获颇丰，张鲁龙颜大悦，狠狠奖励了上述这些人。
同时，蜀国开始在全国各地大量设置屯田兵，比如益州南部，这里本就是属于人口稀少，荒地比较多的地方，自古称为南中不毛之地。但是在贾思勰这些年的治理之下，将建宁郡、云南郡的很多废土、沼泽土地，给它改养调理成了可耕种的土地。
这些土地也可以播种产粮了，现在就差有人来进行耕种了，那这感情好呀。屯田制直接过去改革，刚好吴班在南中之地驻扎有五千大军，他们本来也就没事干，那就让他们在这儿陪着贾思勰一起耕种干活。这可都是白给的粮食啊，不不要白不要呀！
从此之后，屯田制度在蜀国一发不可收拾，全国各地都开始采取这种措施。比如说凉州、雍州、羌州、洛阳这些重镇，本来就会囤积大量军队驻扎、但不一定随时会有战事的地方，可让这些士卒都有活干了！
所有的驻扎军队全部开始变成了一个闲时务农，战时操练的‘屯田兵’。这才没几年过去，蜀国各地的国库是不断在丰盈，当国库里有粮食之后，张富和张鲁也可以特别豪横啊。
比如说不管哪里有天灾人祸了，张鲁就可以大手一挥开仓放粮，过去救民，收获一波好名声。张富更潇洒呀，甚至都可以同时三线同时作战，十万大军后续的粮草储备可是是一个天文数字呀，蜀国完全没压力，这都是得益于前边那些年蜀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