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末最后一段时间对于新的中国政府来说是繁忙的一年，政府内部的权力交接要在今年结束。
以王启文李鸿章为首的北洋系通过一系列手段排挤消灭了其他势力，完成了对中枢权力的统一。
随后在李鸿章主动的退让下，王启文又接手了旧有的北洋势力，现在全国的政坛上只有北洋一家势力而唯一的问题是，这样的速度有些太快了，权力真空是不可避免的问题，这直接导致许多人想来新政府内分一杯羹。
其中就包括兴中会，这个之前一直活跃在香港，檀香山等地的政治团体从北洋夺权前就一直嚷嚷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
猛烈短促的起义后，他们将矛头对准了北洋，开始一个劲的宣扬合众政府，并借助香港开始对内地进行渗透，企图在混乱中培养自己的势力。
但王启文从来都奉行实力至上，兴中会根本没有实力掺和进国内，所以对于他们的渗透，当地军管会采取了暴力手段进行清理在吃了大亏后，兴中会意识到他们绕过北洋根本无力触碰到一点点的国内利益，所以现在他们又改变了策略开始嚷嚷着让北洋兑现之前的民主诺言。
关于民主方面的许诺是王启文为了团结国内各方势力，不让他们捣乱而抛出来，现在兴中会期望通过这种“正规“手段来名正言顺的进入到权利的中心。
对于这一点北洋上下倒是没有在使用什么暴力手段，不过北洋并不想让兴中会这个时候走上餐桌，所以王启文借口国家新立，各项制度并不完善拒绝立刻兑现这个承诺，将兴中会的要求推到了国家稳定颁行正式宪法之后同时中枢还对兴中会进行了警告，任何以暴力或非暴力手段颠覆新政权的行为中相都不会容忍，这是为了防止兴中会中有人铤而走险。
中枢的警告确实让已经等不及上餐桌的兴中会成员重新清醒了过来，但是北洋准备独裁这样的言论开始增多，他们中一些人准备将北洋当做敌人。
但这个时候孙文主动出面制止兴中会内部的激进派，拒绝他们的暴力颠覆计划，并且给王启文回电表示，愿意等到新政府颁布正式宪法之后在与中枢进行商议。
“我愿意相信王事国的诚意。”
在面对激进派的不满时，孙文仅仅以这样一句话作为解释在孙文的坚持下，兴中会很快就安静了下来，而对兴中会一直保持监视的王启文也在他们消停下来后暂时收回了自己的目光对于王启文来说，兴中会代表了当下中国国内一股力量的缩影，通过观察兴中会可以及时调整自己的政策。
这样的观察非常重要，能够避免中枢对内部的某些力量过于轻视，就比如资产阶级的力量。
在这个时空中，资产阶级虽然同样出现于洋务运动时期，但是由于资产阶级刚兴起时就有外力的介入，这让他们的发展更加迅速。
之后为了赢得战争，北洋选择对资产阶级进行更全面的保护，奖励实业的政策和较为宽松的环境让资产阶级进一步发展而中日战争的胜利和出于政治外交需要提前拉来的海量外国投资进一步刺激了资产阶级的发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也因为资本主义快速的发展超出了所有人的预计，其中包括北洋的预计。
是完善的观察手段让北洋第一时间知道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和物质基础都在他们的保护下成型了。
许多的政策也基于这样的观察结果而重新制定，这避免了大的动乱。
而兴中会则代表了西式民主势力的一部分实力，王启文根据对他们的观察结果，来决定什么时候进行一部分改革，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为了团结国内势力仅套一层民主的外皮。
不过这些并不影响王启文进行的北洋内部改革，尤其是针对政党方面改革，按照计划，北洋未来会变成一个现代化的政党个现代化的政党具有怎样的强大威力历史早已经证明，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中央集权是必须要坚持的。
而王启文前期为了推翻满清尽力团结的所有势力也有自己的利益，他们的利益也是必须照顾的，这就让实现中央集权的选择不多，还要排除传统君主专制，因为在这个资本主义兴起，工业革命后生产力大爆发的时代，除非新的君主愿意交出相当的权利并任由时代将君主逐渐变化成一个印章，否则君主制将带来的只有更残酷的内部权力争斗甚至内战，君主专制已经不适合继续存在了。
最后剩下的选择就是政党，这个资产阶级兴起后带来的最佳拍档，王启文将借用政党完成中央集权，避免国家在不稳定期内权利过于分散而眼下就是借用政党完成中央集权的最佳时间，现在正式宪法还未颁行，使用的还是临时宪法，王启文有借口继续封闭议会的大门，不让其他的政党上餐桌，禁止他们在国内发展自己的力量。
在这个时间段中，王启文将尽快让北洋变成政党然后在各地增强自己政党的影响力增加政党成员人数。
当临时宪法被取缔，议会的大门被打开后，王启文的政党就会是全国第一大党，占居主动后为自己下一阶段的训政铺平道路。
而王启文已经决定训政时间可以长达几十年，也就是说除非王启文自己千不动了或者出于其他考虑而主动结束训政，否则这个国家会完全捏在他的手里所以眼下这个时期非常重要，训政期的国家元首权力很大，这要求王启文必须在之前拥有足够多的支持。
而且这种支持不能仅仅是军力支持或者财力支持，而是包含政治，财力，军力等名个方面的支持。
只有全面的支持达到一定程度，训政才能有一个较为稳定的开始，用非暴力手段压制那些心存不满的人，接下来的计划才能稳步的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