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唐纳德·J·斯特登,纽约地产商,身家百亿,但我还是不快乐。我做过很多生意,赌场、酒店、高尔夫球场、航空公司、矿泉水、牛排、甚至办过一所大学。
年轻人喜欢我的很多故事,这次我要告诉各位的故事可以说是我最自豪的那一个,一切要从我在庄园沙发上刷到一个视频说起。
那天晚上,我正在喝我的斯特登牌矿泉水,手机弹出一条新闻:中国成都一个叫“家族组团”的楼盘卖爆了。我点进去看,四栋别墅围一个院子,中间是共用食堂,老人和年轻人住一起,亲戚互相带孩子,全社区中心还有食堂和别的公共设施。我看了三遍,然后把手机放下,打给了我的设计师。
“我看到了中国那边有个新楼盘很不错,我们也搞一个。”
设计师问:“怎么搞?”
我说:“四栋围一个院子作为基本结构,中间放食堂。但食堂不能叫食堂,叫‘斯特登烧烤餐厅’。名字很重要。中国叫‘家族组团’,我们叫‘自由组团’。自由,懂吗?”
设计师愣了半天,说:“先生,这个产品的核心是共用设施分摊成本。中国人靠这个降低了居住门槛。我们如果定价太高,就卖不动。”
我说:“你懂什么,我们不需要靠卖房子赚钱,我们靠币赚钱。”
币,这个词从我嘴里蹦出来的时候,我自己都不知道它是什么。但我这一辈子接连不断的成功靠的就是这种直觉。我在第六大道上盖楼的时候,没有人相信斯特登大厦能成。我在大西洋城开赌场的时候,没有人相信我能还债。我在华盛顿开酒店的时候,所有人都说那是一个死胡同。结果都成了。所以当我嘴里蹦出“币”这个字的时候,我知道,它也会成。
我打电话给顾寒殿。
顾寒殿是谁?是我在“宣夜辰星”的一个朋友,中国人,二十多岁,出身平平无奇,但他和我年轻时一样敢打敢拼,目前是行为经济学领域的新秀,他曾经在新加坡的演讲台上展示过一个ppt,当时我刚好在场,讲的是“去中心化的社群信用货币”。我当时没听懂,但我记住了他最关键的一句话:“如果一个社区内所有人都互相欠人情,那这个社区就不会散。”我把这句话记在手机备忘录里,备注是“有用”。
电话接通之后,我说:“顾,我要搞币。”
他表现得有些疑惑:“什么币?”
我说:“斯特登币,每个住户初始一百点。可以换服务,可以换商品,可以在我的所有社区通用。”
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说:“斯特登先生,这个系统跟我设计的互助点数有点像。但我的系统是去中心化的。没有中心机构。你这个有中心。中心是你。”
我说:“对。中心就是我。”
他说:“那它就不是信用货币。它是品牌货币。”
我说:“品牌就是信用。我的品牌,就是我的信用。”
他又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问我:“你有数据吗?”
我说:“还没有。”
他说:“那你先跑一年。一年之后,我来帮你做模型,例行的咨询费用就算了,毕竟之前你也帮过我忙。”
我说:“一年?我要三个月就上线。”
他当即表示:“三个月不够。”
我坚持了自己的观点:“三个月上线,一年优化,你帮我。”
他最终还是同意了:“行,一个中心化的信用系统能跑多远,我也很感兴趣。”
我说:“你会看到的。”
三个月之后,“斯特登共享社区”上线了。我选了佛罗里达和得克萨斯两个州,各建了一个社区。一期一共三百套别墅,每套八十万到一百二十万。比周边社区便宜两成。为什么便宜?因为共用食堂和活动中心分摊了成本,而且我相信别墅都能卖出去。
当然,别墅便宜不是重点,重点是币。
每个住户,初始一百个斯特登币。一百个币能干什么?能换一顿汉堡套餐(八个币),能换一节私教课(二十个币),能换一张高尔夫果岭券(五十个币),帮对方解决生活问题也可以得到由对方支付的斯特登币,我从每笔个体间交易中回收百分之五的币值。
毫无疑问,享受这些服务在外面要花美元才行,在我这里用币就能换。这个虚拟币是我制造的,连制造成本都接近零。所以汉堡的成本是九个币,九个币的价值等于九美元。同样的汉堡在外面能卖十二美元。在我这里则是九美元,因为我知道肯定有一定量的人来买,所以不会亏损,外面的汉堡店根本做不到。
住户们觉得赚了,我也觉得赚了。因为我收的九美元进的是我的口袋,在我的口袋里美元是真的,住户手里的币是我的数字,数字无法换回美元。规则写清楚了。美元换币,可以。币换美元,不行。这是单向的兑换。
上线之后的第一周,社区里的餐厅、健身房、超市、理发店,全部开始接受斯特登币。老板们问我:“斯特登先生,收币之后,我们怎么换回美元?”我说:“你们不用换。你们收币,然后用币去交社区管理费。管理费我收,收完之后我再拿币给下一个新住户发初始额度。币在社区里转,美元只在住户兑换的时候转为币,非常完美。”
老板们想了想,觉得好像说得通,因为他们收币之后,可以拿币去买社区里的其他东西。餐厅收币,用币去超市买食材。超市收币,用币去健身房办团卡。健身房收币,用币去餐厅吃饭。币转来转去,不会出社区。美元进来之后,也有相当一部分不出社区。那些美元在我手里,我拿美元去投资。投资赚了,收益归我。投资亏了,可以安排币贬值来挽回损失。虽然住户肯定骂我,但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美元。
三个月之后,我调了汇率。从一比一调到一点九。为什么调?因为我想看看,那些初始有一百个币的人,现在如果按官方汇率算,赚了多少。他们不少人没动用斯特登币,于是赚了九十美元。九十美元不多,但他们的表情很有意思。他们笑了。他们会觉得自己赚了,觉得斯特登这个老头还挺靠谱。于是他们告诉朋友。朋友来了,朋友也用美金去社区中心的银行换了币,朋友的朋友来了,币池变大了。
这个时候,顾寒殿来了。
他坐在庄园的客厅里,手里拿着一个ipad,上面密密麻麻全是数据。他说:“斯特登先生,我跑了一个模型。你这个系统的核心在于封闭。币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只能在你的社区使用。出了你的社区,币就是数字。所以你的社区必须足够大,才能让币有足够多的去向。你的社区必须足够小,才能让币不失控。大和小之间,有一个最优区间。我拿程序跑过,大概是三千户上下。超过三千户,管理成本会吃掉部分利润。少于三千户,币的使用频率不足。你现在两个社区,一共四百户。你还需要再建七个社区。”
我对他提出的数字很感兴趣:“七个?”
他说:“是的,总之先把户数做到三千。然后你再调汇率。可以调到二点五,看看用户们的反应。如果反应是正向的,你就继续。如果反应是负向的,你就调回来。你这个系统,本质是一个可控的实验,你可以在里面尝试任何参数。因为规则是你定的。你不需要美联储和国会的批准,你就是这个系统里的央行,而且我也相信,你的法律团队能让整个操作流程实现完全合法合规。”
我看着他,忽然觉得这个非常年轻中国人比我见过的任何华尔街分析师都聪明。我说:“你帮我设计下一版。”
他说:“行,这次我提一个条件。”
我说:“什么条件?”
他说:“你的系统里之前有‘美元换币’的上限。现在的上限是一万五。这个上限决定了你的资金池至多四千五百万美元。如果你想把系统做得更大,你需要提高上限。但提高上限,就意味着更多的美元涌进来。更多的美元涌进来,就意味着更大的风险。你控制得住吗?”
我当即表示控制得住。
他说:“那就提高上限。”
我说:“提高到多少?”
他说:“提高到没有上限。”
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我说:“你比我还狠。”
他说:“准确来说是你的系统狠,你的系统天生就是‘没有上限’的。因为你根本不需要兑付。你只需要让人来,人来得多,美元就多。美元多,你就赢了,体量的胜利就是胜利本身。”
那天晚上,我请他吃了我的斯特登牌牛排。他吃得很慢,一边吃一边看着窗外。窗外是庄园的草坪,草坪上,一群人在打高尔夫,他们用的是斯特登币换的果岭券。顾寒殿看着他们,说:“斯特登先生,你知道我为什么乐意帮忙吗?”
我说:“因为我让你看到了可能性。”
他当即鼓掌:“不错,我读大四时就在思考关于去中心化互助系统这个点子了。其实这难以实现较大规模,因为愿意为中心做贡献的共识维持成本很高。但你的系统有一个中心,你愿意做贡献,这个贡献便是你的品牌。你的品牌会让三千户人相信你的币,当然,现实数字远不止于此。
有关相信的种种基础,在去中心化系统里是稀缺品。中心化系统里有你的名望和资产,所以人们会选择相信,你的系统有机会顺利跑起来。而我的尝试局限性太大,我的系统只在国内十几个社区有试点,虽说运行流畅,但你我都清楚,那个版本太原始了,我也收集不到足够的可用数据。”
他最后的那句疯狂的话令我印象深刻:“我之所以帮忙,是因为我想知道,中心化的信用系统,最终会走向哪里,它会演变出真正的货币吗?它会演变出银行吗?或者再给它一些时间……它会挑战美联储吗?我想看看。”
我说:“我也很期待。”
一年之后,我的社区从两个变成了十个,户数从四百变成了三千。我调整了汇率。从一点九调到二点五。反应是正向的,因为他们手里的币实现了间接升值,币池随即扩大,美元池也跟着变大了,我手里的美元超过了五千万。
我用这笔钱投资了三个新的社区、两个高尔夫球场以及一个矿泉水厂。矿泉水厂生产的矿泉水用斯特登币标价一瓶一个币,折合美元对应两点五美元,社区外面的常规售价是两美元,虽然看似用斯特登币购买比外面还贵,但住户反而会觉得便宜。因为他们之前换币的时候汇率是一比一,所以这瓶水对他们而言其实等于一美元,不少人甚至觉得没花钱,因为我最初送了所有人一百个币。一百个币是免费的。
人在特定条件下倾向于记得他们得到什么,而不记得他们付出什么,我利用了这个机会。
而在社区内,为了鼓励人们多用美元换斯特登币,我特意为商品赋予了“双重价格”,用美元直接购买是一个价格,换成斯特登币购买的价格必定更低一点,还开放了围绕斯特登币的存款与借贷业务,并规定各类上限,于是所有人都在赢。
那天早上,我在庄园的床上,手机响了,是委员会的电话。我本来以为那是骚扰电话,于是挂了。然后电话又响,这次我接了。一个瑞典口音的人说:“斯特登先生,我们决定把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您。”
我以为他在开玩笑。我说:“你是不是打错了?我只是个想当总统的地产商,不是经济学家。”
他说:“您不是经济学家。但您的斯特登币系统被我们委员会的多数成员认为具有重要的经济学研究价值。”
我反问他具体是什么价值,他说:“您证明了,中心化的品牌信用可以替代去中心化的社区信用。您还证明了,封闭市场的信用货币可以产生正和博弈。此外,汇率调控可以作为一种隐形税收来调节资金池。这些发现在现有文献里并无先例。”
委员会说我有那就有吧,我不跟他们争。我争了一辈子,我争赢了大部分事情。但这件事,我不需要争。因为奖是别人给的,别人给的荣誉不需要争,我只要接住就行。
颁奖那天,我特意穿了金色领带。上台的时候台下有人鼓掌也有人对着天花板叹气。我不管,我接过奖章,对着话筒说:“这个奖,证明了我一直说的,没有人比我更懂经济学。谢谢,谢谢所有人。特别是那些投票给我的人。”
然后我看到了顾寒殿。他正坐在第三排。我走过去,为了表示礼貌拥抱了他一下。他僵住了。我松开他,从口袋里掏出十张金卡,塞进他手里。我说:“给你。十张。还有,我授权你在斯特登银行开一个无上限的特权账户。你是我的贵宾,最贵的那种。”
我的朋友低头看了眼金卡,非常得体地表示了感谢。
我说:“不用谢。你对我启发很大。”
然后我转身去拥抱下一个委员,那个委员叫安德斯,瑞典人,七十多岁。我拥抱他的时候,他整个人是僵硬的,我松开他之后给他塞了张金卡表示我很有礼节,他接过去,看了一眼,揣进兜里。然后他低声说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清。但我猜,大概是在说“噩梦”。
我不在乎。噩梦也好,美梦也罢,奖章是我的,金卡是我的,币是我的,美元是我的,汉堡也是我的。我站在斯德哥尔摩的领奖台上,看着台下的那些经济学家。他们有的在笑,有的在叹气,有的在翻白眼。但他们的手都放在口袋里。
口袋里,是存储了两万个斯特登币的金卡。他们可以用币来我的酒店住、来我的球场打球、来我的餐厅吃饭。他们骂我,但他们舍不得不来,好让币回到我的账户。
这就是经济学,我发明的经济学。诺贝尔奖认证的。没有人比我更懂经济学。
注:以下是两个经济学学生在网上的激烈抗议:
“我最想不通的是,如果斯特登币能得诺奖,那赌场的泥码为什么不能得?泥码也是在封闭环境里流通,也是不可兑换现金,也是只能换商品和服务。赌场老板也是中心化发行,也是抽水盈利。如果斯特登币是经济学创新,那泥码就是经济学鼻祖。那诺贝尔奖应该颁给拉斯维加斯的赌场老板。因为拉斯维加斯发明了泥码。斯特登只是抄了拉斯维加斯。然后他把泥码搬到了社区。他做了什么呢?哦,他把赌场改成了社区,把赌桌改成了斯特登餐厅,把筹码改成了币。名字全改了,逻辑没变。这就是经济学创新?这叫换皮。游戏行业叫换皮手游,斯特登搞了一个换皮赌场。然后他居然得诺奖了。”
“我是芝加哥学派出来的。我信自由市场,我信价格机制,我信理性人假设。但我做梦也想不到诺贝尔奖颁给了一个魔改后的俱乐部经济体系。这不是自由市场,这是强制人情市场。人情市场那能算市场吗?更(芝加哥粗口)别提强制搞垄断的人情市场了,见鬼去吧,这和开历史倒车有什么区别,剥削稍微调整一下能被认成创新吗?
市场通常是陌生人之间的交易,你我不认识,我们靠价格达成共识,人情市场是熟人之间的交易,你帮我,我帮你,不需要任何明确价格。斯特登币把这个人情包装成了货币,然后说这是创新。创新什么?创新了把人情当钱花,这不是经济学,这是社会学。社会学不该拿诺贝尔经济学奖,如果社会学可以拿,那心理学凭什么不能拿,人类学也能拿,那诺贝尔经济学奖干脆就别叫经济学奖了,叫‘社会科学奖’。所以斯特登不该拿。拿了就是错,错了就得认。不认,就是不要脸。诺贝尔奖委员会不要脸,斯特登也不要脸,两个不要脸的(芝加哥粗口)玩意凑在一起,颁了一个不要脸的奖。这就是今天发生的狗屁事情。
作为一个芝加哥人,我为诺贝尔奖感到羞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