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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捷向各国外交官允诺，将在上海建立一个高效廉洁、鼓励工商业的政府。又说要采用共和政体，大步向文明国家迈进。
这不禁让在场的外交官心生憧憬。
满清咸丰皇帝是一个思想异常顽固的人，列强无法与之展开平等对话。在封建专制政体下，咸丰说一不二，满清与列强也毫无互利合作的可能。
传统华夏以天朝上国自居，实施朝贡外交体系，毫无近代外交概念。在清朝皇帝眼里，外国要么属于藩属，要么属于蛮夷，怎么可能与之平等对话呢？
乾隆、嘉庆年间，英国两次遣使来华请求通商。满清政府误认为英国是来进贡的，又因为对方不肯下跪，两次都不欢而散。
乾隆、嘉庆两帝虽然不懂近代外交，毕竟还亲自接见了英国使臣，即1792年的马戛尔尼、1816年的阿美士德伯爵。
马戛尔尼访华时，清朝国力正处于巅峰状态。但马戛尔尼见多识广，从骄奢淫逸的官僚阶层、穷困不堪的农民阶层、落后的科学、军队中看出了康乾盛世背后的隐忧。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就像是一艘陈旧而又古怪的战舰，即使不会立即沉没，最终也会在海岸上粉身碎骨。”
1840年，英国人果真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打得清军毫无招架之力。从此之后，满清皇帝天朝上国之梦开始破碎。
乾隆、嘉庆还有些许自信，敢于接见洋人。道光、咸丰皇帝都很惧怕洋人，从来不敢接见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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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帝不愿接见外国公使，反而让地方督抚处理外交事务，导致清朝在对外事务上非常被动。地方督抚也有样学样，譬如两江总督便把外交事务推给上海道台。一国外交大权，竟交给一个地方官员办理，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
咸丰从道光帝手中接过帝位时，只有二十出头。年轻人本该思想开明，咸丰帝却异常顽固，拒绝接见洋人，对外国大使当面呈递国书一事非常抗拒。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已经攻占大沽口，逼近京师。咸丰最关心的不是割地赔款，却是要想方设法阻止外国人进京，从而避免接见洋人。
他刚愎自用，宁肯与英法联军决裂，也不愿让洋人当面向他呈递国书，使战局逐渐恶化。
英法联军攻入京师，火烧圆明园。咸丰逃往热河，留下弟弟奕?与洋人议和。
咸丰对割地赔款等条款都没有异议，却还是纠结于洋人要当面呈递国书这个问题。他表示如果洋人执意当面呈递国书，他将坚决不回京师。
日后，咸丰果真在热河行宫去世，至死没有接见洋人。《天津条约》赋予欧美各国在京城建立外交机构的权力，清廷以同治帝年幼为理由，竭力阻止洋人晋见同治帝。
历史上，直至1873年，同治帝年满十八岁，才在紫禁城紫光阁内接见了日本外务大臣副岛种臣，以及俄国、美国、英国、法国、荷兰等国的驻华公使。
这样一个顽固、落后的封建专制政府，是不可能主动与列强展开紧密合作的。这一点，早已在各国外交官中取得了共识。
那么，复兴会是否值得各国与之合作呢？毫无疑问，与满清政府相比，复兴会有着太多的优点。她主张共和，鼓励工商业，对洋人抱以友好的态度，主张以开放的姿态融入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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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优点，外交官们从复兴会的宣传品上读到过，也从商人口口相传中取得了印证。
中下层的洋人对复兴会持以同情的态度，主张与复兴会交好。在复兴会治下，青年朝气蓬勃，百姓安居乐业，新式工商业蓬勃发展。不少洋商与中兴公司开展贸易，获得了丰厚的利润。
最起码，在上海的洋人群体中，支持复兴会的人明显多于支持满清政府的人。特别是，不少商人与中兴公司关系紧密，他们尤其欢迎复兴会取代满清官府。
外交官们却不得不考虑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复兴会的崛起，会不会形成一个更加强大的华夏？一个强大的华夏，是否符合各国的利益？
不难从复兴会的宣传品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复兴会将在外交上持以强硬的立场，坚定维护华人利益，坚决扞卫华夏主权。
如果让复兴会统治华夏，有利于洋人的超低进口税、领事裁判权、传教自由、航行自由等特权或将不复存在。
洋人外交官的心里没有理想，只有利益。只不过，有的是短期利益，有的是远期利益。在利益的驱使下，他们更倾向于扶植一个顺从、衰弱的满清政府，让其成为一个永久性的洋货倾销地。
一个强大的复兴会，有可能建立一个强大的现代政府，与各国构成竞争关系，危及各国地位。这是外交官们无论如何都要努力避免的。
法国领事敏体尼傲慢地说道：“当前而言，燕京政府仍是华夏正统政府，得到了各国的承认。各国与燕京政府签订有条约，我们在上海的利益也有条约上的保证。
“如果复兴会想与各国保持友谊，就得尊重各国在华利益，就得遵守现有的条约体系。为此，保护上海地区的和平，维持上海地区的现状，是我们各国义不容辞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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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我们将付出一切手段，保护上海地区和平、维护上海地区稳定。”
法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表现颇为积极，这具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
传统上，法国一直都是欧洲大陆第一强国。自十八世纪末起，法国开始长期陷入内乱。特别是1815年拿破仑一世战败后，法国不得不听命于“神圣同盟”，欧洲大陆霸主地位丧失。
1848年，欧洲爆发大革命，拿破仑一世的侄子路易.波拿巴趁机与天主教会保守势力联合，赢得选举，后称帝，称拿破仑三世。
拿破仑三世的成功，离不开天主教会的支持。1848年，他任命天主教党人做公共教育部长。1849年，法国出兵罗马，恢复教皇对罗马的统治权力。
天主教会也投桃报李，在1851年政变中支持拿破仑三世，使之顺利称帝。所以，法国人特别支持传教事业，叫嚣“传教利益高于商业利益”。
拿破仑三世当政期间，法国政局较为稳定。他使用国家权力强力干预经济，工商业发展迅猛，使法国经济顺利跃居世界第二，仅次于英国。
拿破仑三世野心勃勃，企图重建法国霸主地位，在外交上转持强硬立场。在德意志关税同盟、西班牙王位问题上，法国政府采取极为强硬的立场。而1856年的“马神甫”事件，正为法国入侵华夏提供了绝好的借口。
“马神甫”是指法国天主教传教士马赖。他在广西包庇教民，横行乡里，无恶不作，被时任西林县知县张鸣凤处死。法国以“为保护天主教而战”为由，与英国一起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
眼见英国领事阿礼国态度强硬，法国领事敏体尼也不甘示弱，言语中透露着战争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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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捷知道，法国人外强中干，虽然态度高傲，其实力并不能与英国人相比。
法国人的兴趣在越南，试图把越南作为法国殖民地。与面积广袤的华夏的相比，越南地处东南亚，面积较小，易被法国控制。此时的法国舰队主力在越南，不在华夏。
吴捷不为所动，冷冷说道：
“对于上海地区的地位，我已经阐述过复兴会的立场。我们认为，上海是华人的上海，不是洋人的上海，不存在地位特殊之说。
“洋人在华有利益，却必须尊重华夏的主权，不得干涉华夏内政。复兴军是否进攻上海，属于华夏的家事。若有人横加干涉我们的家事，复兴军决不会退缩。
“我们有能力、有实力、有信心扞卫自家的主权，将付出一切努力、采取一切措施，粉碎一切横亘在复兴会前进道路上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