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过了之后，元丰二年的春日，赵顼颁布了一系列新政改革。
新年的第一道政令，他率先把目光投向了执行中走偏的“市易法”。王安石早年推行的市易法，本意是为了平抑物价、打击豪商垄断。但在执行过程中，却出现了官府与民争利、盘剥小商贩的问题。严苛的联保借贷、叠滚不息的罚息，压得市井小商贩、底层贫民喘不过气，无数人无力偿债，最终债台高筑、流离失所，好好的惠民之法，反倒酿成民间疾苦。
这次的改革，赵顼将市易法的重点放在了“减轻贫民负担“上。他明文下诏，豁免底层小本商贩的市易税，让寻常摊贩得以安生度日；另设专属督查机构，严密监管各地市易务，杜绝官吏借机盘剥、中饱私囊。
并且还特意下旨，免除贫民拖欠的数十万缗市易罚钱，取消联保借贷的苛刻要求，把贫民的借贷额度严格限定在家庭财力可支撑的范围内，避免小商贩和城市平民再因官贷陷入倾家荡产的困境。
紧随其后，赵顼又改定了宗室选试制度。大宋百年以来，宗室子弟向来生而食禄、坐享爵赏，不问贤愚，皆由朝廷供养授官。经年累月，宗室人口繁衍暴涨，大批宗亲闲散无职、庸碌无能，只耗国库钱粮、空占朝堂官额，成为大宋积贫积弱的一大沉疴。
这一次，仿照科举制度，设立了宗室选试，规定宗室子弟必须通过考试，才能授予官职，而且考试内容不仅包括经义、策论，还包括骑射、算学等实用科目，让大量闲散的远支宗室能通过公平考核出任外官，既给了宗室子弟入仕的通道，也大幅减轻了朝廷供养冗杂宗室的财政负担。
这一改革，在宗室内部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口碑两级分化。那些平日里养尊处优的宗室子弟们，不得不开始读书习武，准备应付选试。导致一部分无才无能、不学无术之辈，骤然失去世袭依仗，人心惶惶，愈发抵制新政，暗生异心。而一些真正有才能的宗室子弟，则看到了出头的机会，纷纷踊跃报名，以盼有机会被委以重任。
内政规整完毕，赵顼再下旨意，于西北边防推行新军制改革。他一直对西夏耿耿于怀，他深知，要收复失地，必须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于是在边境地区推行新军制——将边境的百姓编入军籍，农时种田，闲时练兵，战时则编入军队，由朝廷统一调配。同时，他还提拔了一批年轻的将领，如种谔、王韶等人，让他们负责训练新军。
这一政令，彻底松动北宋常年“兵将互调、兵不知将、将不识兵”的积弊，在环庆、泾原两大重镇固定将领、固定防区，兵卒就地屯田、将官常年统兵，耕战合一，稳扎西北边防，蓄力制衡西夏。
短短一个春天，财利、宗室、军政三面齐改，动作利落、层层落地。历经数年打磨，元丰新政在王安石离去的两年之后，补足了当年的新政的一系列短板，更沉稳妥帖，裁冗耗、减民负、强军备、固国本，进一步夯实了大宋根基。
只是，悲喜从来不相通，新政利民利国，却狠狠触动了宗室旧族、元老旧臣的世代既得利益。旧党们被打的措手不及。尤其是宗室选试制度，直接斩断了庸碌宗亲世代世袭的荣华特权，彻底动摇了保守派的根基。
因此，远在洛阳的司马光闻讯，连连千里上书，痛陈新政弊病，力请废改制、复旧制；吕公着、韩琦长子韩忠彦等一众旧党臣子，亦纷纷递上奏章，逐条驳斥新政，轮番谏阻。
但赵顼只是将这些奏章都放在案角，不予理会。